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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万高校毕业生把2014年带入了史上最难就业季。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看来，破解就业难题，不能只着眼今年的727万毕业生，还应关注到从1990年到2010年之间出生的将近4亿人，今后20年，他们将成为职场主力。
按照当下的高校入学比例，理论上，这4亿人中应该会产生1.5亿名的大学生，他们的未来注定要与中国的城市化、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密切相关。陈玉宇认为，城市化的核心就是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城市化绕不开这4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从经济规律来看，全球经济发展主要靠经济总量排名前600名的城市支撑。陈玉宇测算认为，如果GDP的增速能保持当下的水准，20年后，中国至少会有100个城市跻身世界600强。
对年轻人来说，只要选择在这100个城市，就能与中国这列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同步，大可不必非得挤在“北上广深”。如何选择城市中的潜力股，需要青年自己的智慧，如何培育出世界600强城市，配置好人力资源，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智慧。
人口数量红利消失，质量红利才刚刚到来
最难就业季，一方面与新增劳动力数量高企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分不开。
陈玉宇说，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处在爬坡过坎儿的阶段，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
过去30年间，有2.7亿农民工转移到城市，构成了那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活力。而当下，农村可转移的简单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另一头却是数量逐渐攀升的高校毕业生。
陈玉宇说，现实的状况是，很多企业主已经适应了雇佣农民工的产业模式，雇佣大学生，反而不知道能让他们干什么。换句话说，过去支撑中国经济30年发展的很多产业，并不需要今天这样规模数量的大学生。近期内，高质量人力注定是过剩的。适合高素质劳动力的岗位除了公务员，就是好企业。
所以，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笑话是，“3000元的月工资，你以为能雇到一个农民工？其实只能雇到一个大学生”。
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丧失，在未来可能会倒逼企业家转型，寻找与当前劳动力供给相适应的产业模式。
在陈玉宇看来，1990年到2010年出生的4亿人，以及大学扩招带来的以百万级数量递增的高校毕业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临的挑战。但如果能有效地配置这4亿人，那么这些挑战就可以转换为经济发展的优势。
不少经济学者都认为，中国人口数量红利确实在消失，但人口质量的红利才刚刚开始。未来20年，新增的4亿劳动力中将有1.5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1.5亿人相当于3个英国的人口数量，相当于美国劳动力总和。中国正在变成最大的高技能人力资源国家。
陈玉宇相信，市场必定会以人力资源供给的导向，培育出新的产业，可能短期难以提供足够多适合高素质人才的岗位，但前景还是光明的。
哪些城市会成为就业新高地
“都去当公务员，都想去北上广，是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的失败”，陈玉宇认为，年轻人要敢于去寻找除了北上广之外，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
在陈玉宇看来，或许现在某个城市并不如北上广那样耀眼、充满了机会，但如果未来20年这个城市能成为全球经济600强城市，那么现在进入的年轻人都将享受到先进入者的优势，比如低房价的优势，下一代获得良好教育资源的优势等等。
目前，我国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市区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城市有10个，300万~500万人口的有21个，100万~300万人口的有130个。陈玉宇认为，市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都是未来有可能进入全球600强的城市。
他解释说，这些地区人力资源密集，能容纳大规模的产业，可以发挥集聚效应，高技能密集产业也会带来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另外，人口的数量也能表征过去人们对这个城市的喜爱程度，还能代表这个城市在体制方面的灵活程度。
除了人口的要素外，陈玉宇还建议参考备选城市近3年来的经济增速。一个城市如果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速都超过10%，说明是一个有经济充满活力的城市。但是，也要研究支撑增速的那些因素，有的地区虽然经济成绩单不错，但有可能是靠一些简单投资项目，这样的地方要谨慎对待。
在这些参考因素之外，青年可以结合自己的背景、性格等特点来选择一个适合的城市。
培育100强城市，需要政府松绑
和30年前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有了更多流动的可能，但社保、户籍等依然束缚着自由迁徙。陈玉宇说，要让青年敢大胆进入北上广以外的城市，还需要政府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松绑那些限制人才流动的条条框框。
陈玉宇分析说，年轻人选择北上广，是因为选择这些城市貌似风险较小，就业空间大。但如果选择其他不熟悉的二三线城市，大家就会担心，一旦不如意了，再流动是不是就会很困难。
在一些学者看来，第一层次需要政府改革的就是户籍、社保等制度。户籍的门槛、社保的碎片化问题等成为很多年轻人在选择去留城市必须考虑的第一问题，更是自由迁徙的鸿沟。陈玉宇认为，构建灵活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城市化的关键。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城市间的差距有的时候就是公共服务的差距，所以在专家看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城市升级的关系密不可分。
本报记者 刘世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