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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2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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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硕士:米粉店里找寻不一样的人生

本报记者 杨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4月28日   T04 版)

    食客散去,大家又开始为晚上的销售准备食材。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张天一和他的米粉店最近很火。他的名字时常与“北大硕士”、“90后”联系在一起。虽然不喜欢被贴上标签,但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选择开米粉店,还是让张天一赚足了眼球。

    半年前,张天一曾经走上求职类节目《非你莫属》的舞台,彼时的他挥斥方遒,面对老板们的提问侃侃而谈,却也同时给人留下了心高气傲,不切实际的印象。现在的他在北京环球金融中心地下一层一间37平方米的米粉店内,做米粉、上菜、招呼客人、收拾碗筷、倒垃圾……除了体重下降了30斤这一“额外收获”,张天一的话语间也少了一些桀骜,多了一份平和。为了宣传新店,张天一曾跑到街边去发传单,“现在在路上有人发传单给我,我都会微笑着接过来。”因为体验过发传单的辛苦,才更尊重发传单的人。这也是张天一创业的初衷——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才能真正地融入生活。

    中午时分,北京CBD的白领们从写字楼里走出,三两一群。他们穿着各式职业装,穿梭在一家家饭馆的门前,手里攥着手机、钱包,还有工卡——那种“打卡人生”正是张天一和他的伙伴们极力抗拒的生活。白领们在米粉店门前排起了长队,门把手上早已挂上了“米粉已售罄”的牌子。有人经过,好奇地举起手机拍照;有人在店里吃的满头大汗,还嚷着再加点辣。店里的顾客和这家开张不久的米粉店一样充满活力,脸上大多挂着兴奋的笑容。

    在店里忙活的时候,张天一习惯戴着蓝牙耳机接电话,他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双手,达到口、手、脚并用。他的手机每天会接到超过100个电话,除了预定米粉的顾客,还有半夜找他倾诉的陌生人,他们大多也是处在艰难时期的创业者。

    尽管刚刚开业20天,米粉店生意红火的程度已经超出张天一的想象。“开店之初,我们在想没人来怎么办,现在则是在想人太多了怎么办。”起初,他们预计每天能卖出50份米粉,但在媒体的报道之下,米粉店的知名度迅速扩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400份。有人专程从远处打车过来一饱口福。只有19个座位的小店在就餐高峰期愣是容纳了30人。后来,张天一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每日限量提供120份米粉,上午70份,下午50份,通常情况下,需要提前半天通过电话预约才能排上号。

    有人说这是饥饿营销,张天一略显无奈,现在的设备全天候运转也只能提供这么多米粉,再压缩时间,米粉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店里挂着“硕士粉,良心粉”几个大字,正在吃饭的湖南姑娘激动地说,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样地道的米粉,别的店很多米粉都加了明胶。

    这也是张天一最初想要在北京开一家湖南米粉店的原因。为此,他在老家湖南常德几乎把所有的米粉店走了个遍,想找到一家既好吃又愿意给他传授技术的米粉店并不容易,他开玩笑说,人生失去了一种乐趣,那就是吃牛肉粉,一天一顿是享受,一天十顿就是煎熬了。“遍尝人间冷暖,在想学艺的时候没少被人甩脸子。你很难说服老板你的店不是开在常德,而是北京,不存在竞争关系。最后完全是靠运气,在一家较偏远的米粉店,找到了愿意教我的老板。”

    除了学习技术,在准备创业的两个月里,张天一还需要为店面选址、筹资金、组团队。他最早想把店开在北大附近,但由于租金贵,又陆续找到西城区、东城区,最后定在了朝阳区。“一个月租金不到一万块,地段好,在CBD,虽然是地下室。”张天一笑了笑,省钱才是关键。在开店前,他将手里的10万块钱来回掂量,最后和另外3位合伙人共同凑了15万,作为米粉店的启动资金。3位合伙人中,两位是张天一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律系本科的同学,另外一位是他的表弟。

    合伙人之一柳啸还在北外读研究生二年级,每天要从魏公村换乘两次地铁到米粉店。他主要负责财务和收银。“为自己干活和给别人打工完全不一样。”柳啸也曾在律师事务所实习过,“为自己干活会很有动力和冲劲儿,替别人打工总是很被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招服务员的原因,一是我们付不起工资,二是还得盯着别人干活,管理成本太高。”米粉店事无巨细都由4个“90后”男孩负责。每天早上七八点来到店里,晚上九十点关门回家。一切工作他们都身体力行,就连最初店面的装修设计也是一位合伙人亲自操刀。每天下午,表弟周全都会骑着电动车,载着透明大号收纳箱去十里河采购食材。他们自己中午吃饭的时间通常已经到了1点多,“一顿饭吃5两米饭,回家倒头就睡,有时候累得澡都没洗就睡了。”柳啸说。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打来电话,希望他们去录制节目。看得出,张天一和伙伴们都挺想上节目,但最终还是婉拒了。“谁不想去啊,但要经营店,都走不开。”张天一从没想过关门几天去录节目,“这是我的事业,一切以米粉店为中心。”

    张天一说,如果自己去做了公务员,可能想的是三年当科长,五年当处长;如果去了律所,想的是三年当合伙人助理,五年当合伙人。但他不会明白向上爬的意义是什么。也许有一天,他又回归了传统意义上稳妥的生活,但有了开店的经历,谁说不是一种收获呢?

    “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一天起,或许对我自己而言,我就已经成功了吧。我觉得,外在的东西,没有可以再争取,不难,难的是打破自己内心的条条框框。”张天一说。

本报记者 杨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4年04月28日 T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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