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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乳源县山区11岁的浩东来说，电脑是个复杂而神奇的东西。他只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摸过，他认得键盘和屏幕，知道如何开关，剩下的几乎一无所知。
在他就读的这所农村小学里，外界捐赠的6台电脑，只够作为老师的备课工具。学校的计算机课，就是组织孩子们参观老师办公桌上的电脑。
这个读四年级的男孩，一直没有机会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是一部在外地打工的父母留下的过时手机，“像砖头一样”。但这已经是他家里最具高科技的东西。
他不知道iPad，没玩过微信，不明白上网意味着什么。离他1700多公里外的北京男孩辰辰，每天听着三星最新款手机的闹铃起床，在学校通过投影仪、PPT听老师讲解，放学回家在iPad上玩游戏“愤怒的小鸟”，还不时跟人炫耀：“我的QQ已经有一个太阳三个月亮了。”
“人们常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网民群体，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为它掩盖了中国城乡教育最明显的鸿沟之一——数字化鸿沟。”
在过去的5年里，张林秀和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罗思高（Scott Rozelle）发起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来提高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
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通”罗思高教授就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城乡数字化鸿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城乡教育差距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必将对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起到阻碍作用。
一对贫困山区的农村夫妇，省吃俭用要给孩子买电脑，希望他们不要输在数字时代的起跑线上
虽然眼前的电脑只有6成新，但每次上课时，浩东会和其他同学一样，提早十几分钟在老师办公室门口排好队。
“孩子们可喜欢（上电脑课）了。”浩东的老师许卢兵说。这个42岁的中年男人，在山区小学教了20多年书。他主要教语文课，有时候教音乐，还带学生们学习计算机。
事实上，电脑里除了老师的课件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这位3年前花2000多元钱在家里装了台式电脑的老师，对电脑同样陌生。他甚至说不出自家电脑装的是什么系统。
“机房”里，孩子们好奇地动动鼠标，敲敲键盘，平时有机会接触到电脑的还能打出自己的名字。浩东最喜欢双击鼠标，看看电脑里的一些照片或者听听老师下载的儿童歌曲。
“学生通常难以接触到优质的信息技术：学校要么没有电脑设备，即便有，设备也常常是陈旧破损的。”张林秀说。另外，据她介绍，这些电脑只有三分之一安装了学习软件——而其中没有一款是与国家教学大纲配套的软件。
对居住于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来讲，电脑是件奢侈品，“十名学生中买得起电脑的不足一人”。而对这些拥有电脑的学生来说，很少一部分曾用电脑来学习，而且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学生有使用互联网的机会。
但是，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了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回老家创业卖电脑的大学生刘冰就见到这样一对夫妻，从打扮上看家庭很困难，却执意要给孩子买电脑：不能让两个儿子输在起跑线上。
一项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的贫困农村地区，计算机等硬件基础设施逐步得到了改善。截至2011年，86%的被调查的学校已经有计算机房，平均每个学校有17台电脑。但另一方面，计算机房的利用还很不充分，机房的开放时间每天不到两小时。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显示，继2008年成为第一网民大国、2009 年互联网普及率首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之后，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进一步扩大。2012 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5.64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42.1%。
但是，城乡数字化差距依然是存在的。综合城乡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五个普及率相对差距指数，2012年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44，即农村信息技术应用总体水平落后于城市44%，“表明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韶关乳源县山区的浩东面对的只有6台电脑，同在广东省、距离不到300公里的深圳市，率先实现了教育信息化：全市公办中小学100%建成校园网，100%教室配备多媒体信息终端，部分学校已经加入到iPad教学的行列。
是用互联网学习还是用来娱乐，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即使城乡每个孩子一台电脑，但如何使用电脑却未必人人相同。正如同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来的“知沟理论”，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技术鸿沟带来的是知识鸿沟：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难抵挡娱乐的诱惑，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教育和未来生活；贫困家庭的孩子比富裕家庭的孩子花更多时间在电视和电子产品上，他们观看电视和视频，玩游戏，上社交网站。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发布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不同地区的青少年，城乡青少年之间在信息通信技术的获得上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是用互联网学习迪士尼英语，还是用来娱乐，是学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式课程，还是打超级玛丽等电子游戏，这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张林秀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就曾做过类似的对比实验。
她和志愿者们在青海和陕西的小学里，发起一个叫做“计算机辅助学习”的项目（CAL）。这个项目以游戏为基础辅助学习，参与项目的四年级学生每周有两节电脑课——项目硬件不过是一些配置不高的电脑，里面装的学习软件只是非常简单、由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开发的软件。
参与该项目的129所学校分为两组，一组接受项目干预（下称 “CAL学校”），另一组不接受任何干预（ 下称“控制学校”）。“结果令人震惊。”张林秀说。
项目实施仅一个学期后，CAL学校学生的成绩比控制学校就高很多。之后连续开展了四项大规模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研究结果都一致。无论是北京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陕西南部的秦岭山区学校，还是青海的少数民族学校，CAL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都大幅提高。
CAL学校的学生开始喜欢学校。起初调查时，无论CAL学校还是控制学校，仅25%的学生表示喜欢学校。项目实施几个月后，前者中有60%学生表示喜欢学校，后者则变化不大。
这也是很多学生在上电脑课当天早早来到教室门前等待的原因。他们迫不及待想上机操作；迫不及待想要玩学习软件里的游戏；迫不及待想要用软件学习。张林秀不无感触地说：“这可能是有的孩子第一次真正地喜欢上学习。”
这个实验让研究人员看到了电脑辅助软件在缩小数字化鸿沟方面的显著效果。张林秀团队基于此项实验撰写的《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和城市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学业表现的探索和政策建议》，被上报到国家相关部门，并得到了国家领导的批示。
数字鸿沟带来的后果不仅会加剧社会不公，还会拖后国家的综合国力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电脑课程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张林秀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农村学生来说，电脑非常新奇，“他们不知道电脑能如此有效地传递信息”。
“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农村孩子至今仍少有机会接触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张林秀说，“而在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对此习以为常。”
在过去20多年里，许老师教过很多茬儿的学生中，最好的能考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些只能在韶关的高等院校读书，“更多的，连高中都没上完就辍学了”。
许卢兵想起曾经多次去市、县里的小学参观的经历。虽然他会先跟记者强调，农村的孩子智力上并不差，很有精气神，吃苦耐劳胆子大，但一比起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差距比较大”，他顿了顿又说，“差距很大”。
由世界经济论坛刚刚发布的第13期《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中，中国的网络就绪指数排名下降了四位，至第62名。世界经济论坛高级经济学家奥索里奥表示，中国的排名较低并且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和农村科技发展严重失衡。
“中国排名靠后反映出社会数字鸿沟的存在。” 奥索里奥表示。
作为中科院研究农村政策的专家，张林秀分析，在中国向现代化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升级至关重要。要提高人力资本，就要更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农家子弟、打工子弟正被数字化鸿沟所累。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是否能成功提升，并帮助中国顺利转型成为创新型经济，仍然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
她认为，中国城市需要大量非熟练工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想与来自城市乃至其他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学会基本的电脑操作以及掌握其他现代信息科技。
在2006年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数字鸿沟问题已经被列为中国信息化面临的六大问题之一，同时也将缩小数字鸿沟作为六大行动计划之一。
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教育项目框架下，一系列远程教育项目在近30年来一直在持续进行。去年举行的首届“国际在线教育峰会上”，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天保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网络可以拓展优质教育的影响面，也可以逐步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网络教育是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张林秀对此持保留意见，“网络教育是一个方向，但是对贫困地区来说，网络硬件链接都是个现实问题，还谈不上利用”。
REAP力推的电脑辅助学习项目，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它正帮助西部地区学生学习普通话，帮助陕西农村寄宿制小学学知识，以跟上数字化的节奏。这个项目正在惠及更多的孩子。
可是这些，目前与浩东还没有太大关系。现在的他只想着，早点读完书，和爸爸妈妈去珠三角打工挣钱，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本报记者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