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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传播学教授丁未做了5年的“田野调查”，只为观察“无脚鸟”。
这种“鸟”，一天12个小时基本上脚不沾地；一年甚至几年才回故乡看一看；一辈子都在操劳，只为让后代不再步自己的后尘。
“无脚鸟”就在丁未生活的深圳，大街上随处可见。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可能就见到了“无脚鸟”。
这个含着怪诞与悲凉的词，是丁未对在这座城市里开出租车的湖南攸县籍司机的命名。“他们就像无脚鸟，始终在飞。一方面他们每天一半的时间在车上；另一方面他们始终是攸县人，城市不是最终的家，他们被‘抛在空中’。”她感慨道。
丁未从社区传播的角度，研究深圳一个城中村的流动人口。这个城中村叫石厦村，位于深圳市中心位置，与福田区政府仅一街之隔，周边有商业中心，还有高档酒店，一幅繁华景象。
走进村子却是另一个世界。在这块只有0.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万余人。丁未第一次跟着一名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进村走了一段后，感觉“像是从古到今经历了好几个年代、好几重空间”。
“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没出息”
老肖就是丁未所说的“无脚鸟”。他从早晨7点开始“飞”，晚上7点才下班。这12个小时，除去午饭和上厕所的时间，他几乎全在车轮子上转。
4月一个早晨，老肖6点半从床上爬起来，洗漱一番。妻子已为他准备好早饭，两菜一汤。菜是自制的腊肉和烧青菜，汤为海带炖排骨。
他坐在餐桌前，匆匆扒拉几口，拿起一个黑色手包，就赶着出门。包中装有开出租车所需证件、数百元零钱以及一点胃药。出租车司机生活不规律，不少人身体有毛病。
“一觉醒来，我就欠公司好几百块钱。”他边走边说，“我们就是拿健康换生计，没指望什么。”
老肖承包了一辆出租车。早些年，深圳一辆出租车每月的“份子钱”为14680元，后来“份子钱”的上限降到11743元。就这也足够司机忙活。
穿过几条狭窄的小巷，他出现在石厦村的大榕树下。这是村里唯一一个开阔的地方。大榕树枝叶蔓延，像一个华盖。树下有几张石桌，周围有一圈栏杆和石凳。旁边的道路也比较宽敞，多年来一直是司机交接班的地方。
这里已有不少穿浅蓝色衬衫、深蓝色裤子的出租车司机在等候。和老肖一样，他们都是车主。据丁未的调查，攸县人创造了主副班制度，车主承包车，白天干活儿，称为“白班司机”。车主另雇夜班司机晚上跑车，需要交给车主一定数额的租车费和押金。
不一会儿，夜班司机将车开来。老肖坐进驾驶室，检查一番，和夜班司机略作交流，便开车离去。
拐一道弯，车子就进入了不同的世界，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老肖其实不老，39岁，但“混社会”的年头不短了。他来自攸县一个偏僻山村，距离深圳近800公里。高中毕业后，他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儿就甩手不干了，因 出力不赚钱。
1994年春节，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姐夫回到家乡，动员他到深圳去开出租车。
“深圳能挣大钱，没有钱，你连老婆也娶不到。”姐夫对他说。他动了心。当时他也听说，一部分到深圳开出租车的人，已经在家盖起楼房，而他，还和父母住在土坯房中。姐夫虽去得晚，一个月净收入也在5000元，出手明显比以前阔绰不少。
次年，他考取驾照后，到深圳投奔姐夫。他要挣钱盖房、娶老婆。
和老肖一样，很多攸县人到深圳，都抱着“发财梦”。
一名攸县司机在来深圳之前，曾挖过几年煤，一年赚一万元。几年下来，他攒了几万元，在村里盖起一栋“史无前例”的“小洋楼”，村里人羡慕他。一次在县城，他碰到几名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几句话下来，他就受到刺激。后来，他奔到石厦村投靠好友。
“想一想当时真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他说。
石厦村攸县流动党支部书记刘爱敏，原先在地方国营农场工作，还做过一个厂的厂长。农场渐渐不景气，他干脆就离职南下深圳，当一名出租车司机。
两年过后，老肖手头攒了几万块钱。他用这些钱，翻修了家里的房子。赚钱的消息传开后，就有人上门说媒。
“那时，只要是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大家都认为条件不会差。”老肖笑着说。他的妻子也在一旁吃吃笑。
妻子生小孩后一年，赶到深圳和他团聚，孩子则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
老肖想将孩子带到身边。可孩子一来，就得单独租房。不然，孩子半夜哭，会吵到合住的司机。
孩子现在读初三，他和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两年。那是孩子两岁多的时候，被他和妻子带到深圳。要读幼儿园了，他又将孩子送回去。
“生活压力大。孩子大了，父母年纪也大了，不赚钱怎么行？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没出息。”
老肖几次想放弃这份职业，可一转念，他又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他还要跑车，供孩子“上香港的大学”，以彻底“翻身”。
“攸县化”的空间建构
从一开始，这群“无脚鸟”就试着在深圳找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他们以“一个带一个”的“链式流动”模式，在石厦村有了一席之地。
丁未称之为“进行了一次‘攸县化’的空间建构”。
老肖无意中参与了建构。他听从姐夫召唤，坐着大巴，颠簸20多个小时，从家乡来到石厦。一年后，同村的小学同学又来投靠他。
司机刘华为丁未提供过一个“刘氏家族流动图”。先是刘华的大姨父，1989年到深圳开大巴，后转开出租车；接着刘华的父亲投奔而来。此后，刘华的两个叔叔和小姨父也到深圳当的哥。1997年，刘华跟着父亲到石厦跑车，不久3名同村人也跟过来。2004年，刘华的弟弟也来到深圳，仍是跑出租。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石厦村长期住着3000余名攸县籍出租车司机。加上家属及其他生意人，石厦的攸县人达到上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使得石厦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攸县村”，又称“攸县的哥村”。攸县还在此成立了“流动党支部”。
只要在村里走一趟，就能感受到浓厚的湖南气息。村子里始终飘着一股辣椒味。这里的菜市场有香干、腊肉等湖南特色食品，湘菜馆也出现几家。有几家商店，甚至直接在广告纸上打出“攸县”字样。
打牌是许多攸县人热衷的娱乐方式。大榕树下从早到晚都有人打牌，一问，多是攸县人。还有几家棋牌室，也有不少攸县人在玩。
500名本地人纷纷搬出去。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很多本地人成为富翁，从农民变为出租房屋的业主。现在这个村子共盖起400多栋楼、一万多间房。
楼挨着楼，有的楼房之间，仅容一个人穿行。有一栋楼房，就着地形盖成菱形。一次，村中有地方失火，消防车根本进不来。好在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火，没造成太大损失。后来，政府决定对石厦村进行改造，有的房屋正在被拆除。
老肖到深圳后，先是在姐夫家客厅打地铺。
严格说来，姐夫在石厦村并没有家。他和另外一名攸县老乡，共同租住了一个小两居室，两家4口人一起生活。这个两居室，大约40平方米，每个房间不过10平方米。摆上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简单的衣柜后，可供腾挪的地方不大。
打地铺是攸县人接待新人的一个惯例，一个客厅挤三五人是常有的事儿。合租伙伴通常都会同意，因为说不定以后自己也会有亲友投靠。就在老肖搬走后不久，姐夫家的客厅又住进一人，是另一家的亲戚。
早期攸县司机还有一个惯例，在火车站或汽车站接到攸县新来深圳的人，就给对方20元钱。
“要是没有人在深圳，我可能就不会来。”老肖说，“人生地不熟，来了两眼一抹黑。”
如他所言，如果不是姐夫帮忙，他不可能顺利地办完各种手续，更不可能开上出租车。
按照当时深圳市出租车行业的规定，满两年驾龄才能上岗。因为有姐夫在，他就偷偷摸摸给姐夫做夜班司机。这期间，姐夫委托“蛇头”为他办了一套假证，以此他考取了驾驶出租车的资格证。后来，老肖又通过关系，恢复了身份。
“蛇头”通常会提供“流水线”式服务，为新人代办驾驶证、修改驾龄，甚至代办假身份证等，还提供处理违章、车辆年检等服务。在入关的地方，也有“蛇头”带未办边防证的人入关。当时，很多攸县人连驾驶证都没有。
在深圳年头长了，一些攸县籍老司机也开始充当“蛇头”。
非攸县籍司机，自然享受不到“攸县化”的便利。丁未记录的故事中，一个非湖南籍出租车司机，跟一个攸县司机搭夜班。结果，他付出的租金和押金都高于攸县人，并且合同期限也比攸县人的长。
对此，丁未分析道：“那些出身农业社会的人们宁可主动再建构一个熟人社会和熟悉的环境，而不是进城后急于褪去身上的‘土气’，来一次城市化的改头换面。可见他们内心有一种对地域文化和身份共同体的强烈的认同。”
对讲机里的“江湖”
在石厦村调研5年，丁未逐渐注意到，这群“无脚鸟”不仅建构了一个暂时的实体共同体，同时还借助信息传播技术，建构了一个“空中共同体”。
上世纪90年代，出租车公司为每辆车配备一个对讲机，以方便总部和司机联络。司机称这个黑色的家伙为“骷髅头”。
后有司机发现，手中的这台对讲机可以自己调频，人员能自由组合、自由对话。只要锁定频率，知道密码就能加入群，“一呼百应”。
“对讲机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难忘、动情的一件物品。好多人讲起来眉飞色舞。”丁未说。而在她初次坐上深圳出租车时，她对司机在对讲机中“喊话”的举动颇有些不快。
其实只要随便问一下老司机，他们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对讲机的故事。
加入对讲机的群，需要“拜把子”。通常先由群里人介绍，大家约定一个合适的时间，新进群的人请群里人吃个便饭，多为10多元一份的盒饭。
老肖刚给姐夫做“夜班司机”时，姐夫就在几个常玩的群内告诉大家，自己小舅子给他开车，希望大家照顾一下。自然，老肖免不了“拜把子”。
他还记得，第一次使用对讲机是问路。他的话刚“喊”完，就有人立即告诉他。那个夜里，他感觉很“温暖”。此后，他便喜欢上了那个黑色的家伙。
老肖混成白班司机后，便到皇岗口岸，花30元自设了一个频道，群内有30多人，全是老乡。
“有这个东西很方便，问路求助，大家都会帮忙。有不顺心的事情也可和大伙说说。”他说。工作辛苦，份儿钱高，司机满腹牢骚。
老肖曾因和其他车辆剐蹭，招致对方威胁。他在对讲机里一呼，讲明地点，不一会儿，附近的出租车司机赶了过来，有10多人。对方一看这边的力量，留下点钱开车走了。
当然，当别人碰到问题的时候，老肖自然也要去“撑场面”。“你不去帮助别人，以后别人就不来帮助你。大家心中都有数。”
通过对讲机擒贼防劫的事儿，攸县司机更是津津乐道。当时的深圳治安并不太好，尤其在关外。一名司机在3年内，碰到过3次劫匪。
这名司机回忆说，上世纪末一个深夜，他的对讲机里一名司机说拉了客人，到关外。车开出去不久，司机发现后面一直有车跟着他，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后车超过将其拦截。当时该司机立马在对讲机上喊“有人抢劫”，并告诉具体位置。很快群里就有人赶过去，并有人报警。最后大家将劫犯抓住。
因出租车上统一配备的对讲机功率小，有效范围仅两三公里。有些司机还花上千元，购买大功率的对讲机，有效范围能达20公里。
据丁未了解，攸县的这一个个对讲机群，相对封闭。有一次，一个群里突然闯入一个东北人的声音，结果一刹那“大家都不说话了”。
借助对讲机，攸县的出租车司机闹过事、罢过工。主要诱因在于“份子钱”和“茶水费”等劳资矛盾。
“份子钱”过高，一直是出租车司机不满的地方。另因僧多粥少，出租车营运证非常紧俏。司机要想获得营运证，必须要给公司或者中间人一定的好处，这被称为“茶水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全看个人关系。
几次事件后，无线电管理部门开始查处私开对讲机频道之事。如果查到司机私开频道，公司就会对司机有所惩罚。
有懂无线电的司机，告诉大家躲避的办法，但“好景不长”，从2002年开始，攸县出租车司机手中的“黑色骷髅头”逐渐被新的数字系统替代。深圳的出租车进入数字化车载电话的新时代。
“没了对讲机，再不可能出现一呼百应的场面。”老肖不悦，“一碰到麻烦事就怀念对讲机时代。”
不过，丁未倒认为，新技术的使用，客观上为攸县这一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务群体，提供了一个“向现代公司员工职业身份转变的契机”。
“过去是人亲，现在是钱亲”
公司采用新技术后，出租车司机建构的“空中共同体”逐步瓦解。
无论是摩托罗拉的设备，以及后来的“惠世通”，多将对话限制在公司车队内部。即使这样，公司也会因种种原因锁死组呼功能，甚至还能监听到司机通话。很多司机干脆不用。
与此同时，石厦村的通讯店铺，也推出了新的业务。“中国移动集群网，五元包月群内互打”的广告出现在一些商店。
老肖买了一张这样的卡，开始使用群内的“小号”和亲友联系。“对讲机朋友”，特别熟的，就加入“小号”。他的社会交往，变成了丁未所描述的“核心关系圈”。
丁未曾看过一些人的手机通讯簿。“大多数司机的手机通讯簿中，存的多是攸县老乡的电话，与外界交往的人不多。”她说。
老肖的手机通讯簿中也是如此。还有一个已转为深圳户口的攸县司机的联系人中，居然只有一个本地人的电话，就是房东。石厦村攸县流动党支部书记刘爱敏已经被一家出租车公司聘为管理人员，但他坦言，自己的社交圈子也不广，公司和老乡关系外的朋友极少。
当丁未一和司机提起“核心关系圈”时，有司机立马就拿“借钱”说事。“借贷关系可以说是这个社群中，最能反映人际关系亲疏格局的一个指标。”丁未这样判断。
承包一辆车，动辄10多万元，对入行不久的人来说，是一笔巨款。丁未看到过一名攸县籍司机的借条，共175900元，最多借款25000元，最少只有500元，共涉及21人次，其中同姓12人次。大体顺序为家庭成员—近亲—远亲—好友。
很多司机告诉丁未，“知根知底”是一个必要条件，除了“玩得好”、“人品”外，还必须知道对方住哪里。这在丁未看来，仍是“最大程度上保持乡村社会的非流动性的信任关系”。
“我们都是流动人口，不知道对方是哪里的，万一跑了怎么办？”有司机说。
综合种种分析，丁未认为，攸县出租车司机，一有机会就会“回归乡土的本源”。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变化在悄悄发生着。比如查违章，老肖不再托朋友，而是自己在网上查。早几年，他买了一台台式机，并开通网络。他学会了QQ聊天，每过几天，他和妻子都要和800公里外的儿子视频通话。有时，他的父母也过来看看热闹。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别人给他介绍对象后，为培养感情，他常出现在遍布石厦村的IP电话亭，和老家的对象通话。时间一长，俩人真成了。如今，IP电话亭只是老肖记忆中的事了。
出了交通事故，他也不像以前一样，喊一大拨老乡过来“撑场面”，而是一个电话召保险公司的人过来处理。
这名的哥偶尔浏览新闻，尤其是关于深圳出租车行业的一些规定。载客时，他也和乘客聊国家大事。
有一次，老肖的车坏在路上。他打电话给自认为关系不错的老乡，请求帮忙拖车，结果几个老乡都说离他比较远，让他找找近一点的。
“就是朋友敷衍我也能理解。”老肖说，“油钱这么贵，不像以前，油便宜，大家随便跑都没关系。”
这次之后，他几乎不再找人帮忙，甚至是自家亲戚都不好意思开口。即使是非得托人的事儿，他也会说：“我请你吃个饭。”
有“的嫂”对丁未说：“过去是人亲，现在是钱亲。”
其实，出租车行业也在规范。早在2008年，深圳市便成立出租车驾驶员人才交流中心，建立统一人才库。驾驶员的聘用，根据信誉度由平台统一调配。“茶水费”现在不用了。即使新人，现在也大可不必托关系包车、办证件。
城市里的孤独者
傍晚7点，“无脚鸟”老肖出现在大榕树下。和夜班司机交接完后，他便与在此守候的妻子，一同到旁边的彩票站买上5注彩票。连续几年，雷打不动。他中的最大奖为100元，但乐此不疲。
这个狭小的彩票站门前赫然打出中奖20万的招牌，屋内挤满了人。不少人和老肖一样，穿着不太干净的工装。大家都不说话。
买完彩票，夫妻俩一道回家。
老肖已经记不清搬了几次家，房租也一年比一年高。现在他住的一居室，每月房租为1600元，水电费等支出约200元。前些天，房东在门上贴了一张纸，说要加房租200元，不然就搬家。老肖很想和房东商量一下，可房东的面压根儿见不着。
他刚到石厦村的时候，这里的房子多为三四层，现在大部分为8层。那时房租也不贵，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600元。
房东这栋楼有8层，每层4户，仅租金一项，月收入就超过5万元。“都是农民出身，命运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老肖有时发发牢骚，慨叹自己“没生对地方”。不过，他也感谢深圳，要不是这里，他“可能在挖煤”，过不上现在的生活。
好多攸县人和老肖一样，租住的房中供奉着一尊观音。石厦村村边有座“杨侯宫”，供奉的是宋朝名将杨延昭。在杨延昭塑像的左右两侧，分别供奉财神和妈祖。
丁未曾在有一年的正月初一观察，两个小时内，这里香火不断，但只有一名攸县司机进入。平日里，攸县人也几乎不去上香。丁未问过他们原因，有人回答“因为那是他们的观音”。彼此供奉的神仙，很分明。
石厦村还有两座宗祠，有一次的祭祖宴席甚至达到150桌。但这里的攸县司机几乎也从不留意这些。
司机们很清楚，这里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只是暂时在此歇息而已。很多人甚至也没打算在深圳闯出什么局面。
有一个卖手机的小伙子，攸县人，“有幸”与一名当地姑娘结婚，生活一下子大变样。如今他已有了一个香港身份的孩子。
一个攸县司机，儿女双双研究生毕业，儿子在长沙买了房。做父亲的给付了首付，每个月还要帮儿子还房贷。
流动党支部书记刘爱敏，2009年被评为深圳市“百优”出租车司机之一，后竞聘到一家出租车公司任中层管理人员。
攸县的哥刘华靠着开出租车，2011年，取得了深圳户口。
对此老肖似乎并不艳羡。“有户口又怎么样？买不起房子，还不是和现在一样？我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乡下人。”关内的房价，很多地方已经突破3万元一平方米。虽然他现在每月收入有上万元，但除去生活花费，也仅剩7000元。
前些年，他在老家弄了一块地，盖了一栋“豪宅”，花费数十万元。不过，他很少回老家去，父母也不住他的房子，“豪宅”就一直锁着。
和很多出租车司机一样，老肖很少在深圳“逛”。唯一的一次，儿子到深圳时，嚷嚷着要逛逛。他开着出租车，一家三口去了“世界之窗”。逛完后，他送回妻儿，又出门干活儿了。
刘爱敏也是如此。这名曾经的厂长，也只是在儿子到深圳玩时，曾陪着儿子逛过“世界之窗”和莲花山公园。
“我很少出门逛，那是别人的，不是我的，看着眼睛痛。”刘爱敏说。
今年，丁未的研究成果以《流动的家园》为书名出版后，她曾请一些的哥的嫂吃饭。待大家在沙发上坐定，她特意站起身，读了一段新书的后记：“我最需要感谢的，当然是我在这些年结识的所有攸县出租车司机们。感谢你们为我讲述的人生经历……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们，感谢你们为这个城市所付出的艰辛和所做的贡献！”
读完后，大家开始鼓掌。丁未发现，有一位的嫂偷偷扭过脸去抹眼泪。
“她的话打动我，很少有人这么关心我们。”一名在场的司机回忆说。
老肖加入了“攸县的士司机乐队”。他常和乐队的同伴到石厦村外一块草地上，演奏湖南花鼓戏《麻姑献寿》。
这天晚上，他拉了一段二胡，声音婉转凄凉，惹不少行人驻足。白天他的车坏了，花一下午才修好，没进账，还搭了300元修车费。
本报记者 郭建光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