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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五一”放假前，路过北京的陶然亭，或许能碰到一个住在塔吊上的人。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沿着正在施工的高楼一直仰头向上看，有一个模糊的黑色身影站在高达70米的黄色塔吊车顶端，像偌大的雪白宣纸上溅上了一滴黑色墨汁，嵌在天空的背景里。
没人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他，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拨打了求救电话。正在施工的工地突然陷入安静，混凝土搅拌机中断了工作，大货车停在了路边，这个人占据了高高的塔吊车，站在70米的高空，让周围的一切因他而暂停。
伴着嗡鸣的警车，仰头看热闹的路人也凑了过来。人们不知道他的身世背景，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街坊邻居说起来，都只能叫他“那个人”。
在叽叽喳喳的讨论声中，负责救援的派出所民警和消防队员也抵达现场，从望远镜里看了一眼塔吊上的人，他们便立刻认了出来——唉，那个人又来了。
这不是救援人员第一次见到爬塔吊的男人了。在他们眼中，他是个出名的上访专业户。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上访过许多次，一次比一次动静大。上一次见到他，他也爬上了高高的塔吊，要求政府给他解决问题，待了几个小时后，他如愿以偿。
这一次，他又来了。浙江老家的征地问题让他很不满意，于是，这个曾经在工地开过塔吊车的男人带着保暖的外套和一大袋子口粮，溜进了陶然亭的一处工地——一个离信访局很近的工地——爬上塔吊，想再次闹出点动静。
在飘着雾的下午，救援人员费了好大工夫爬上了塔顶，身上绑着绳索，小心翼翼地向他移动，在隔着近5米的地方跟他喊话，劝他以自己安全为重，尽快下来。
在远远拍下来的视频里，这个50多岁的男人着急地挥舞着手臂让他们离开。他不说话，其实在那样的高度，说话也没人听得到。他默默地坐在塔吊顶，不肯下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那些日子路过这里，更大的可能性是，你压根儿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个人声嘈杂的街头，私家车在拥堵的路口嘀嘀地摁着喇叭，一大早开工做生意的大排档伙计急匆匆地从店里扔出一袋袋垃圾，喷着水的洒水车缓缓地在路边爬行，试图拯救沙土和柳絮弥漫的空气。
在这个人和世界之间，展开了一场沉默的拉锯战。他裹着厚厚的外套，坐在塔吊上不肯下来，救援人员在隔壁高楼顶上支起帐篷，仰头看着他，保护他的安全。他们之间甚至产生了莫名的默契。每天中午，他从70米之上抛下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守着他的救援人员就默默在绳子末端的钩子上挂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着火腿肠、面包，还有怕他上火的凉茶，给他补充体力的红牛饮料。
塔吊上的人待过了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待到了第十天……流言以光速在地面上飞驰。在中午买菜路上，街坊邻居会聚在路口，聊聊这件事。他们之中甚至有自称大学法学教授的人站出来，像在讲台上课一般，在街头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个人就是想搞出个大事，能破纪录的大事，这么一来，他就能上访成功了！
大地上的观点分裂为两种。有人说，这个人多可怜啊，这么一把年纪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吃不饱睡不着的，天天行走在1.5米宽钢筋上的狭小空间，稍不留神就摔下来了，就答应他吧，有再大的错也得原谅啊。
有人反驳了，可是这个人多可恶啊，这次他赢了，以后还不得人人爬塔吊啊？再说了，他爬塔吊是申了冤了，可工地白白停工十几天怎么算？就因为他在上面，消防员得守在他这儿，那些真遭了火灾需要救援的人怎么办？
没人再仰头看他，人们在街口激烈地争辩起来。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之外，只有一个大妈走到看门的保安面前，问他：“昨天晚上下那么大的雨，他一个人待在上面多难受啊，还是想想办法让他下来吧。”
不过，身在70米之上的男人却听不到地面上的这些争吵。事实上，站在地上的人们并不能清楚地看到他。摄影师爬上隔壁20层的楼顶，用高倍镜头望着他，迎着落日余晖，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塔吊车的钢筋上，大口咬着一颗苹果，时不时还会站起来散个步。
第11天早上，是“五一”假期第一天。消防队员特意查了天气预报，这天要下雨，他们很担心雷电会击中位于高处的“那个人”。可是这次不必担心了，那天一大早，塔吊上的男人就健步如飞地下来了，带着自己的外套、雨衣和干粮，回到了地面。
难道这一次，他的诉求又成功了？现场有人说，是的。但这完全无从查实。在人们得到确切答案之前，他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外。不过这个答案也不算重要，消防车终于可以驶回驻地，沉默了11天的工地也得以复工，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钢筋，而一度停滞的塔吊车，再度把建筑材料运上高空。
所以，如果你现在再路过北京的陶然亭，可再也不会见到住在塔吊上的人了。但不知道在其他角落，还有多少试图爬上塔吊的人，万一下一次他又来了，人们又该怎么办呢？
本报记者 李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