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抵达的“最后一站”

    这本该是生命抵达彼岸前，可以稍作休整的最后一个停靠站，可20多年了，列车还是迟迟找不到站台。

    这个小站名叫“临终关怀”，它为生命提供最后的庇佑、照顾以及温暖，但一些人拒绝靠近，就像反对家门口的垃圾站和化工厂一样，反对“最后一站”的存在。

    翻开报纸，类似的事件在国内几个大城市里发生。今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临终关怀医院，当地居民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发送抗议的传单；4月，在浙江杭州，又有200多位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承担临终关怀的护理院。

    在这些抗议者的眼中，这不是生命最后的停靠站，而是直通死亡的黑暗隧道。他们“不想与死亡为伴”，因为这会影响心情，影响生活，影响未来的房价。

    一位来自上海的居民举着大喇叭喊道：“如果让这种医院建成，只会给人增添压力，成天处于紧张，还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我们很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说着，他摘掉自己的帽子，露出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对！”旁边的人听了拍着巴掌，大声附和。

    弥漫在人群中间的极端情绪背后，是对临终关怀的误解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最后，这些人赢了，医院的申请“不予受理”，但输的是另一些人最后的尊严。

    这并不是“最后一站”第一次被误解，被利益驱逐。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是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1992年它第一次搬到社区里时，附近上百名居民说这是“死人医院”，堵住门口抗议，医院里的老人们无处可去，只能在马路边坐了4个多小时。创办27年来，这家医院搬迁7次，如今终于在北京的东五环外落脚。

    但是，由于长期对临终关怀的刻板印象，还有许多“最后一站”仍然在漂泊。几年前，北京昌平某小区内要建设临终关怀机构，公告刚一贴出来就遭到居民抵制，“来往穿梭的灵车和急救车”让社区的老人们提前看到了未来的模样，“我们不能接受”。

    死亡是每个人终将面临的课题，“最后一站”撤了，还可以换个地方再建，但是“最后一课”必须尽快补上。不能理解死亡，就无法理解生命为何有限，人生中的取舍、抉择为何珍贵。

    尽管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了几家临终关怀医院的优秀典型，但大多数公立医院由于医疗资源紧张、临终关怀无法盈利等原因，还难以开辟临终关怀病区。独立的临终关怀医院想进社区，又四处碰壁，只能建立在市郊，这会让即将走完人生旅途的老人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一方面是对临终关怀庞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无法得到社会的理解。如果迟迟无法解决“最后一站”的现实困境，每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有可能无处停靠，从家庭，到医院，最后被“遗弃”到城市的边缘。

    在这趟列车上，没有谁会是旁观者。

    或许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2年，上海市政府要求18家社区服务中心建立临终关怀试点，每个中心提供10个床位，收治恶性肿瘤病人。但这还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政府的手的确可以通过调控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列车上的人抵达终点前，尽快补上死亡这堂必修课。

    同样讳谈死亡的香港，如今已经拥有至少18家临终关怀机构。国内一名医护人员去考察时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公立医院提供临终关怀服务，此外，临终关怀的服务体系还延伸到社区护理当中。香港的临终关怀起步并没有比内地早太多年，但是生命教育已经进入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

    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莫斯科的年轻人结婚时那样选择一个风景秀丽的墓园，像日本的年轻人那样坐在墓地旁野餐，坐在温哥华路边的长椅，读着刻在椅背上的某个人生前的故事，或许就不再惧怕“最后一站”的到来。

    国内一位教授生命哲学课的学者曾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55岁的中年人和一个25岁的年轻人，谁距离死亡更近。

    答案是一样近，因为死亡具有偶然性。既然死亡是每个生命必将抵达的终点，为何在此之前那么惧怕路边一个可以停歇的小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