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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越下越大，雨刷器已经结霜粘在了挡风玻璃上，眼前这条原本崎岖的山路，不一会儿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个时候，中国东南部已经进入穿背心的夏季，而青藏高原，还在迎接着当地人也说不上是冬雪还是夏雪的降临。
司机老刘狠踩了一脚刹车，靠在路边，拿起抹布擦了擦后视镜，才敢继续驱车。他知道，这种天气状况，尽管路上不会有太多车，但30多年走山路的经验告诉他，稍有不慎，追尾，侧滑，甚至翻沟，都是这条路上常有的事。
路的一头是青海省西宁市，老刘的东家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称西北高原所）就在那里。这个位居闹市的科研大院是他们在这个西部省会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驻足之地，其内一群拥有牦牛精神、被誉为高原船舶的科研工作者是老刘常年为伴的同事。路的另一头是此行的目的地，果洛藏族自治州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是这些科研工作者真正的科研战场。
这条路整个走下来440公里，要翻过11座山，海拔一度超过4000米，除了羊和牦牛群，难觅人踪，可以见到太阳的八九个小时全要耗在这条路上。西北高原所三江源草地恢复与生态高牧业发展团队的科研人员每隔14天就要在这条路上往返一次，冬季的往返周期也长不过20天，而这样的循环往复已经持续了9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刘是位比同行的科研人员更为资深的“牦牛”，他能熟悉地说出这里的每一个路口，几十年过去了，他身边的科研工作者换了一拨又一拨：有的是老先生，扎根留下来干了一辈子，直到生命尽头；有的是年轻有为的科研精英，却在中途某个出口，按捺不住“东南飞”了，剩下的，多是一些“土著”科学家。“留下”，这个字眼在西部显得格外扎眼。
高原上的羊群喂饱了，科研工作者却走了一茬又一茬
就过了一夜，头一天还银装素裹的山坡渐渐有积雪在消融，已露出一片枯黄的草地，随之露出来的，还有一幅被当地藏民称为“丰收”的画面。
贵南县森多乡，黄昏，落日未尽，山坡下一两顶帐篷冒着淡淡的炊烟，几只凶悍的藏獒守护着雪白的羊群。这是一户殷实的藏族牧民家，为迎接熟悉的科学家朋友，女主人早已把手抓羊肉、酥油茶、点心摆上了茶几，男主人仁青太则坐下来回忆，当年的自己如何第一个响应科学家动员种草地、建畜棚的故事。
对仁青太一家三口来说，家里30多只母羊生下27只羊羔是件大喜事，相比之下，隔壁姐姐家120多只羊才产了30多只羊羔。把羊喂饱，在外人看来既简单又没什么科技含量，但对于散落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青海高原上的人眼里，“就是一切”。而这一切在科学家们没来之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这句高原上流传甚广的俗话，曾经是青藏高原畜牧业的真实写照。在藏族牧民达日杰的牧场，2000多亩的草原上跑着200多头牦牛、200多只羊，但这位52岁的老牧民说，以前他们数羊只能以个位计算，顶多以十位计算。
那时，达日杰的脚下是一片“黑土滩”。一入冬牧草被吃光，黑土滩就成了荒地，风一吹，黑土满地。如今，整个三江源仍有7300多万亩黑土滩，属于极度退化草地。
“极度退化草地”这个专业术语是西北高原所研究员徐世晓告诉他的，达日杰还从徐世晓那里知道，改变这个情况的是一个被称作“暖季放牧+冷季舍饲”的两段式生产模式，而以前的模式则被称作单一依赖天然草地的传统畜牧业。“放牧比较粗放，牲畜一多草就不够吃，而草一旦没了，高原鼠兔就会遍布草地，那就没有牛羊的活头了。”达日杰说。
牛羊喂饱了，收入自然多了。达日杰说，新的生产方式不仅保护了草地，还让他们每户每年增收两万多元，这意味着他们每年可以多去省会玩两趟。
这并不容易。至今，三江源草地恢复与生态畜牧业发展团队首席科学家、中科院西北高原所研究员赵新全都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藏族牧民时的情景：酥油糌粑吃过了，妇女们又赤裸着上身哼着拉伊，打酥油，在草滩上抹牛粪饼。太阳西沉，牛儿羊群自归回家的路。这样千百年延续下来的自然生产生活习惯，牧民们愿意打破吗？
几年过去了，牧民们真的留了下来，在载畜量过重、鼠灾和严寒暴风雪前面，他们在草地上盖起房子，甚至走进移民新村。
然而，牧民们扎下根来，科研工作者却走了一茬儿又一茬儿。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现任所长张怀刚是1982年毕业分配到所里的，30多年过去了，当初与他一起分配来的10多位大学生，如今仍留在所里的只有5位。
另一个直观的数字是，中科院实施百人计划近20年，但截至目前，该所从国外引进百人计划人员的数字依然为“零”。在国际市场上，这个身处西部的科研院所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力，于是，他们便从国内其他地方“引进”，然而，从国内“挖”来的百人计划人员，完成工作的5位也已全部离开。
为什么各种人才计划留不住人
赵新全团队曾发现一个现象，即分析一个高原草场的畜牧能力，要看的不是草场表面的载草量，还要看整个草场的营养程度，毕竟，草最终是给牛羊吃，吃得好不好，长得好不好，就要看后者。前者从形式上很容易达到，即粗放性扩大草场范围，但要真正增加畜牧能力，最终靠的还是单位面积内草料的营养程度，这就需要科技手段了。
颇为讽刺的是，整个团队乃至整个西北高原所目前面临的就是这种尴尬的现象：虽然研究所经过时间的积淀，整个框架和队伍规模越来越大，但真的论及“营养程度”却并不乐观。
张怀刚给出一个数据，过去5年里，在该所引进的37位博士中，只有4位是从985和211高校引进的。
在西部科研院所里，常常能听到这样一个“抱怨”：研究所里刚考来几个比较优秀的博士生，一转眼，便各奔东西了。这让导师们苦恼，以至于在想，既然最终还是要离开，那就不要招那么多学生。
但紧接着就是另一个现实，“想招学生还招不到呢！”东部地区“师少生多”的问题，到了西部却变成了“师多生少”，不少研究人员不得不两人带一个学生。“学生本来就少，想留下人，留下谁呢？”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站长赵亮说。
和赵新全同一批的几位老同学也都已经离开了西北，但赵新全从不去抱怨，也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选择，他唯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国家在不少人才计划方面对西部已有很多倾斜，西部人才流失现象依旧难有改观？
有人说，这里冬季漫长而严寒，恶劣的自然条件让人望而却步。此言不虚，赵新全曾写过一段话，来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刚到所里工作时的情景：“每天晚饭后的篮球赛和免费可口的牦牛酸奶成为这段青春岁月里令我快乐和满足的事情。连夜寻找丢失的实验羊不慎被困沼泽地的情景也至今让我心惊胆颤；冬季在河里破冰打水时水桶粘去手皮见证了青藏高原的寒冷。”
他在果洛吃面片的故事也让人听后唏嘘不已。那天，赵新全和同事在试验地播撒一种新品种牧草草籽，干完活，天已近黑，大伙做起晚饭，有的在脸盆里和面，有的用高压锅烧水，想来一顿青海尕面片。正当几个人忙着揪面片，一阵狂风吹来，蜡烛熄灭，锅水漫溢浇灭了火，但此时大家伙腹中早已咕咕作响，只得用饭盒盛上面片吸溜溜地狼吞虎咽起来。
回忆这段往事，赵新全至今哭笑不得，“岂料狂风给面片锅里下足了作料，杂草、土粒、羊粪蛋儿都有。”条件之艰苦由此可见一斑。
几十年过去了，条件没有太大改观。高原特有的自然气候，让赵亮这些后辈只得继续用高压锅烧水做面，否则面就熟不了，熟不了就要继续饿肚子。不变的还有那句“看山跑死马”的老话，那些看起来近，却距离甚远的野外山头，依然需要这些科研人员用自己的脚步和越野车一年就要换两三次的轮胎去丈量。
然而，与高海拔、干旱、风沙大等严酷的自然条件相比，西部科技人才流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作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在不少科研人员看来，西部地区本身就存在经济体量小、人才缺乏、信息流通慢等问题，因此，在与东部地区同台竞争科研项目时，很难有大的斩获。
留住老一辈靠政策，靠计划，留住年轻人靠什么
赵新全还记得，当他还在担任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长时，曾试图劝过一位百人计划人员留下，没曾想这位科研人员很直接地回绝了，“留下来，谁给我项目做，谁给我博士带？”这话虽然刺耳，却也道出了一种无奈。
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所里曾来过一位百人计划人员，老家也在西部，孩子也跟着来西部读书，但过了两年还是离开了，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他告诉记者，在这边好的班级上小学，一个班的学生可能有60、70人，一个老师怎么可能管得过来这么多学生，教学质量怎么能有保证？而根据统计，全国39所“985工程”和114所“211工程”高校中，西部12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的相关高校分别仅有7所与24所，占比分别约为18%和21%。面对下一代这样的教育环境，不少从国外牛校归来的优秀人才却步了。
从全国角度来看，尽管针对西部有不少人才计划，但为何这些计划不仅没有留住人才，反而带走了人才？张怀刚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对引进人才，东西部支持力度一样，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部对于人才吸引的政策和力度更为诱人，那么真正优秀的人才自然还是会到东部。而对原来就在西部的人才，由于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不仅难留人反而加剧了原有人才的流失。
在西北高原所，一位名叫杨永昌的老科学家吸引了来访者的注意。早上9时，这位耄耋老人来到标本室，缓缓坐下，趴在桌上做起了标本鉴定工作，两个小时后，他又匆匆离开。如此日积月累，让不少人困惑，为何像杨永昌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能坐得住，留得住？
于是，包括研究员周华坤在内的年轻科学家开始向外人讲起了杨老的故事：杨老师是北京人，1951年一毕业就来到高原，主持完成了《藏药志》、《西藏植物志》等，参与了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项《中国植物志》的撰写。与同时代的张新时院士等人不同，以副研究员身份退休的他，依然每天“淡定”地鉴定着他的植物。而杨老留下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老一辈受年轻时期政策和计划的影响较大，他本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初支援西部建设的大旗一挥，便跟着来了。
如今单纯地依靠计划和政策还管用吗？
所谓“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是西部的人常常谈到的，比如，由于西部研究院所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与东部的着力点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他们关注的问题很难进入相关项目的组织和申报指南，因而也就很少有机会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直接支持，支持少了，重大科研项目就少，项目少了，围绕项目转的人才也就少了。于是，恶性循环就此产生。
正如一位科研人员所说的，无论去与留，似乎都有说法。选择离开，可以抛却之前种种无奈与窘顿，却必要承受割舍之痛；而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继续面对工作与生活上的诸多矛盾和压力。
那么，要留下这一辈的年轻人才靠什么？在张怀刚看来，继续按照计划性的思维方式很难奏效，至少，如今的各种计划只能留得住两年聘期，却难以留住这两年聘期内这位人才所带来的科研成果，更不用说让他们为西部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十年”、“百年”才见效的事业做贡献。
而从更深层次的因素来看，如果当下的科研评价导向不变，即便配套措施都齐全了，久在西部野外第一线的科研人员没有成就感，也难留住。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