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外企为何进入中国就变了样

    记者昨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目前已经侦查终结，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目前，检察机关正在对此案进行审查。据悉，该公司的巨额贿赂成本通过虚高的药价，转嫁给中国的病患人员和国家财政承担。（《京华时报》5月15日）

    一些人惯性思维中口碑良好的外企，一进入国内市场就以另类示人，学会了商业行贿、垄断市场、投机钻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对该案件侦办，葛兰素史克的灰色、黑色行径终于展现在公众面前。病患人员和国家财政成为“待宰的小白鼠”，从情感出发难免令人既愤怒又尴尬。环顾外企在中国的行业生态，如此操守者何止于一个葛兰素史克？

    朗讯风波、张恩照事件、德普案、西门子贿赂门等先例已然证明：“洋为中用”的外资企业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性，其在国外遵守当地法律也并非出自本性，它们有时候的循规蹈矩还是基于对规则的敬畏。在资本逐利的天性下，以较小的风险获得较大利润是一些外企的一致追求。当行贿成为行业潜规则之后，若不遵循就很有可能被逆淘汰。

    《京华时报》在同一篇报道中提到，有药监部门人士透露：之前由于日本政府规定，药企严禁向医生宣传药品信息和支付回扣，因而日本药企在中国的业绩普遍都不理想，许多重磅药物，直到专利过期，每年也只有几千万元的收入。

    葛兰素史克式“商业贿赂”早有先例，何以未能得到根治？造成这种逆淘汰的市场环境是如何产生的，尤其值得追问。其间既因为权钱交易滋生灰色、黑色空间，也因为刚性有效的法治环境、治理手段在监管过程中失灵。正如专家所言，“我国在执行中是重罚受贿，而在行贿方面采取了宽大为怀的策略。”

    以商业行贿为例，类似葛兰素史克（中国）的案件一旦东窗事发，能起约束作用的只有国家工商总局于1996年颁发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行贿者根据情节会受到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对类似案件的具体执行中，针对医生收红包、拿回扣、开药提成等行为，往往更强调医生的职业操守与法律风险。治理行动也常常集中于受贿一方，而对于行贿一方的医药企业却过于宽容，即便是处罚也多是“以罚代刑”。违法成本过于低廉，造成相关企业商业贿赂行为屡禁不止。

    重受贿轻行贿，既会导致司法不公，也会放任受贿者陷入更深法律困境。从葛兰素史克案中，司法、执法机关应检视催生逆淘汰的行业生态。比企业受罚更重要的，是如何为企业创造一个动力和约束力兼具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