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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要再次攀登珠峰了，第一次7028米，第二次8400米，对于第三次亲密接触世界最高峰的中国女性，相信这次是8848.43米！我们等你好消息！”在梁丽芳进藏前，她的朋友写下祝福。
几天前，因天气原因不得已从珠峰5200米营地撤返到樟木修整，这个习惯别人称呼她为“跑鱼”的阳朔客栈老板娘再次冲击珠峰的计划被拖延。今天，她们一行6名登山爱好者得以重回雪山，“预计5月25日凌晨登顶”。在往大本营颠沛的路途中，去年的今天毫不犹豫作出的那个决定让她感慨万千——2013年5月17日，包括跑鱼在内的10名登山队员因抢救遇险山友而在距离世界最高点仅剩480米时，决定放弃登顶，集体含泪下撤。
“8400米是必经之路，我相信再次到那儿肯定会特别感慨，我是带着他们的梦想再次站在这里。”去年与珠峰擦肩而过，今年3月28日，这个黝黑的广西姑娘在两江国际机场发了微博：“也许我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但对蚂蚁的爸爸妈妈来说，我是他们的整个世界，所以，小蚂蚁没有资格不努力。马上出发了，请等我回来！” 她再次趁着父母不在身边时溜出了家，“我不喜欢送别，看见我妈的眼神我受不了。”可在她眼中，她和珠峰的故事还没讲完，“记忆就是一个密码箱，特定的时候，特定的记忆就会被打开。”
2013年5月，近20名登山爱好者被分为AB两组向珠峰发起冲击。5月17日是A组的冲顶日，跑鱼所在B组被安排在5月18日冲顶。“陆续听到A组有队员登顶的喜报，心里很激动。”跑鱼和队友只用了常规时间的一半就从7900米到达8400米营地，“我根本没办法合上眼睛，一直在想明天我就能到达全世界的最高峰，我一定要作好准备。”用跑鱼的话来说，她像得了“冲顶兴奋症”，一直在折腾自己的装备，生怕有丝毫疏漏，和她同住的郑会一则在一旁“保持体力”。
下午四五点左右，跑鱼的帐篷被风吹破一个大口子，手台不停传出滋滋声和藏语对话，突然，一句微弱的普通话混着电波声引起所有人注意，“第一句没听明白，第二句才听清楚，说的是‘我现在快不行了，尼玛校长请你救救我’。”求救的是A组下撤队员夏剑锋。
“夏剑锋，不要着急，慢慢说。”尼玛校长的声音很清晰。
“我下不来了，求你派人救救我吧。”
“夏剑锋，不要着急，先慢慢走。你要明白，这么高的海拔实施救援非常困难，你一定要靠自己慢慢走下来，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
休息中的郑会一立即起身，他和跑鱼都知道，世界上还没有这么高海拔救援的记录，夏剑锋很危险，“当手台沉默后，所有人心里像拴了块一巨大的石头。”记不清沉默了多久，手台又有了动静，校长呼叫已经下撤到C2营地的队长郁亮：“夏剑锋不行了，无法抢救。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吧！”
跑鱼试想过各种危险，也在攀登8400米突击营途中遇到过刚刚去世的登山者，“他就躺在离我不远处一动不动，一开始我以为他在休息，后来才知道是一位遇难还不到24个小时的尼泊尔导游。”突如其来的一幕猛烈地撞击着跑鱼的内心，也让她不禁想到“昨天以前，他拥有怎样的人生？他躺在这里，他的家人如何面对？而换作我……”去年出发，跑鱼给妈妈留下了一张字条“等我回来”，直到现在，每次远行都不敢与妈妈直接联系，“只能通过我姐告诉她，我很好。”
在一天之内如此近地接触死亡，跑鱼沉默了。大约40分钟，手台再次响起熟悉的求救声，“我恢复过来了，求求你，救救我。”跑鱼记得，夏剑锋的声音“断断续续但不含糊，能表达清楚。”所有人都很惊喜，“就像一个人被判了死刑又活过来。”
向导拿着对讲机走到每个帐篷征求意见：“大家同意救援吗？如果同意，原计划今天凌晨一点的冲顶也许将无法出发。”没来得及商量，跑鱼和郑会一异口同声说：“同意。”两人对视的刹那，眼泪夺眶而出。
8000米以上，队友的帐篷相距甚远，无法交流，但大家用献出装备的举动表示，救援的决定没有反对票。风很大，队员只能待在帐篷里，“上厕所都要被向导用2米长的绳子拴着出去，否则可能坠崖。”那一夜，他们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只能靠听觉去判断，“我听见向导搬动氧气瓶碰撞出的嘭嘭声，他们往上走时杂乱的脚步声，还有救援队伍走后，营地里一片寂静，只有呼呼风声。”
天黑，缺氧，体力衰竭，要从8600米海拔处撤回8400米突击营地。夏剑锋还能支撑下去吗？晚9点，珠峰上天已经全黑，由于采用阶梯式救援，动用了很多向导，8400米营地的一个帐篷得挤进七八个人，“又冷又挤，脚都无法伸直，每个人都坐在一小块地上一动不动，保留一个头灯亮着。”跑鱼记得，那天晚上，没人说话。
帐外传来呼叫声，一个黑色的身影倒在帐门口，向导借着头灯才看清，这个胸前全结满冰（戴氧气面罩哈气会变成水，从面罩下方流出就会在胸前结成冰——记者注）疲惫不堪的人是这次活动的副指挥长旺青，“他下午收到信息后第一时间从7028米直接赶到8400米营地，中间没有任何休息，我们用了两天的路他只用了那么短的时间。”旺青的实力与救人心切让跑鱼再也无法忍住眼泪，“高山救援，救一个人可能要牺牲十多个人，我们只是作了一个决定，但救援的向导要付出的可能是生命。”
所幸，5月18日凌晨6点左右，“尼玛校长，我现在安全了，我回到了8400米营地，谢谢你！”夏剑锋捡回了一条命。“你要谢的人不是我，是B组的所有队员。他们为了抢救你放弃了登顶。”尼玛校长冷静地说。
作出救援决定就意味着无法登顶，但很多人依然在等凌晨1点出发的号令。寂静的营地，晚11点左右，一些人开始艰难地穿上连体羽绒服，一些人开始烧水、整理背包，跑鱼安静地坐在帐篷里，“我明白，没戏”。5月18日早晨9点，手台里传来“攀登活动取消”的指令，下撤队员的每次擦肩都变成抱头痛哭。“有多少人这辈子就只有一次机会站在这里，离顶峰只有480米海拔的距离，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含泪转身。”为了这次攀登，有的队友准备了8年，有的抵押了房子，但“我们用了10个人放弃登顶换来一条生命，这是不能等价去比较的。”
如果没有意外，9个小时，跑鱼和队友就能登上世界之巅，可现在，尽管云彩在身边飘过，脚下是绵延雪山，但唯一举目可见的峰顶，那么近又那么远。 跑鱼转身下撤，一边吸氧一边哭，直到眼镜里积满泪水，她才意识到继续流泪只是徒增危险，“登顶不是成功，安全下撤才是成功。”
一年后，重新攀登的跑鱼一身蓝色行头，嘴唇有些发紫，眼神却很坚定，“很多时光都是被辜负后才能从记忆里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暂别温馨的大床，又要享受艰苦的攀登生活，已在返回大本营路上。珠峰，下午见。”
本报北京5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