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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团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专题交流活动在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开展。记者走访其间发现，一个问题正摆在全国许多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案头和心间。
这些常年奔走于田间地头、试图以农业现代化改变农村现状、实现自身价值的农村青年，眼见身边同龄人一拨拨流向沿海，流向城市，眼见越来越多的村庄陷入空心化、老龄化，焦虑并思索着：没有年轻人的村庄会怎样？农村为何难以留住年轻人？
十年后，怎么办
35岁的刘喜书被一件事足足困扰了两年。这位河北农村青年在家乡成立蔬菜种植合作社已有5年，建立蔬菜生产基地3个、占地2210亩，涉及15个村，并注册了商标。然而，即便他开出比石家庄还高的工资，种植区生产部经理、技术工人等岗位始终招不到年轻人。
“能招到在地里干活的男工人年纪最小的也有67岁，而周边村子里几乎没有年轻人。”刘喜书颇为无奈。
再向北走，55～65岁是辽宁抚顺青年唐昊负责的合作社社员所处的年龄区间。因所处地势导致机械化使用程度有限，这个26岁的年轻人已经在思考，当自己40岁时，有可能雇不到人种地。
“十年后，怎么办？”他一直为此困惑不已。
“十年后”这个时间点，同样是吉林农村青年李微微焦虑的话题。他于2003年复员回家，并尝试种植绿色有机水稻进行创业，如今合作社已颇具规模。然而，合作社农户年龄普遍偏大，“再过十年没人种地”的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他面前。
李微微所在的村庄2300多人，如今留下的年轻人已不到一成，“即使留下的年轻人，很多也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将来种地，毕竟从事农业风险大、周期长、收益少”。
在豫南地区，农村青年流失率居高不下。如今担任一家农副产品加工合作社负责人的李光，见证了家乡，一个原有300多人的自然村，如今98%以上年轻人外出广东、浙江、新疆等地务工。
据湖北一家主营生态农业的公司负责人韩高科的长期观察：“交通不便，地多人少的农村，年轻人流失尤为严重。”
23岁即担任安徽省马鞍山市某村村支书、创办农副产品加工合作社带领村民致富的俞泓则在担心，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少，目前平均年龄40多岁的两委班子，再过几年会不会找不到接班人？
年轻人大量走出，与此相应，曾一度喧闹的村庄在迅速衰老。
因生产基地覆盖百余村庄，唐昊得以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村庄没有生机和活力，亲情逐渐冷漠。“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过年回乡赌博，挣了一年的钱往往几个晚上输光，宁愿这样，也不肯对父母尽尽孝道。”
将这一现象视作“大问题”的段丽丽负责成都一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这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切身体会到，农村青年大量流失的恶果之一，便是新的观念和技术难以转化。
“我们曾向农户推广一种技术成熟的蔬菜种苗，最初，很多农户都在观望，后来通过几位带头人的示范效应才最终接受，说服过程用了整整一年。”段丽丽回忆。
刘喜书深表认同：“60岁以上的老人种地，思想相对保守，大多停留在有什么吃什么的阶段，而非想吃什么有什么，长此以往，农村经济怎么发展？农民生活怎么提高？”
在曾担任过大学生村官的李光眼中，留守儿童教育、村庄社会治安、老年人养老等问题随着农村青年流失而愈发严重。
4年的村官生涯使李光不止一次观察到留守儿童教育的缺失：“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成长中长期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呵护和关爱，此外，他们的家庭教育大多由老人完成，远远落后于现代教育理念。”
“在我的家乡，曾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因感情受挫投井自尽，当时在村里找不到年轻人及时施救，一个多小时后，女孩不幸死亡。这虽是个案，却足以说明农村的救济功能同样在严重弱化。”李光痛心地说。
创业不易，门槛颇多
对农村青年而言，在家门口就业不易，创业同样艰难。极少有人的创业历程会一帆风顺，这在各种资源匮乏、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尤甚。
湖北农村青年程祝新的创业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如今，刚过而立之年的程祝新聊起蔬菜种植、农业技术创新、营销模式等话题时侃侃而谈，充满自信。
4年前，他和4个同龄人一同回乡创业，成立通山县九宫园蔬菜专业合作社，如今已有社员126名，蔬菜种植面积1000亩，年产值突破300万元。4年间，他有眼睁睁看着肥沃耕地变成一片汪洋的无奈和辛酸，有夜半送货翻车的惊魂一刻，也有创业团队濒临散伙的绝望。
2010年，怀揣满腔热情回乡创业的程祝新只顾埋头干活，并没有意识到农业所蕴藏的诸多风险近在眼前。
起初，他和创业伙伴们贷款80多万元进行蔬菜种植，因对当地气候了解不够深入，加之没有对排水渠、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予以足够投入，2010年年底时，亏了40多万元。不甘心的程祝新和伙伴们又重新注资40万元。
“刚开始创业，我们确实不知道去哪里找资源，只知道国家对大学生创业以及农业项目都有补贴，但我们不知道如何申请。国家的扶持在创业初期作用真的很大，可以降低我们的创业风险，第一年亏损这么多，团队里当时就有人想打退堂鼓。”程祝新回忆。
和他一样遭遇创业挫折的身边同龄人不在少数。“家在农村的年轻人回乡后总不甘心做传统农业，而是想养点什么、种点什么，搞特色农业，但因为缺乏指导，往往遭遇投资失败。”程祝新举例，同乡一个女孩之前在浙江打工，回家后养起了火鸡，短短一年亏了几十万元。
2003年，吉林省九台市农村青年李微微回乡创业时遇到了类似问题：“说是创业，其实还是继承家里的祖业，包田种稻，当兵之前，我连九台市都没出去过，对未来创业方向没有清晰目标，思想上还是小作坊式的状态。”
专注于农业生产过程服务的吉林省颂禾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姜军如今已是吉林当地的名人，合作社有11万名社员。然而2009年合作社起步一年时，就遭遇了发展瓶颈。
“经过一年，合作社已初具规模，但我们毕竟是从一个县级市起步，客观上制约了很多想法和理念的实现。”姜军说。
作为从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个小山村走出的大学生，濮玉滔在云南省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度过4年大学生涯后，决定发挥专业特长，返乡自主创业，创建自己的生猪标准化养殖场。
刚起步时，濮玉滔身无分文，通过找亲友借贷，发动村民入股，积极到各部门报项目、争取资金，最终筹到17万元。2008年10月，他创建了一个占地28亩的养猪场。养猪场建成后，购买种猪、仔猪的资金迟迟没有着落。望着崭新却空荡荡的养殖场，他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资金几乎成为压倒他创业梦想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9年初尝创业时，李光还是一名大学生村官，结合所在村庄特色，他决定走农副产品加工的创业之路，当时最大的障碍便是“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缺资金、缺经验、缺眼界，在我看来，这是农村青年创业的三大门槛。”李光总结道。
他们为何从土地出走
由农村而城市，在许多农村青年眼中，这是张不愿逆转的单程车票。
为何他们急于从土地出走，将父辈倚重的生活方式告别得如此决绝？
“从观念上讲，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作祟，在我们农村，父母供你读十几年书再回来种地，一定会被认为是家里白养了，在城市里立不住脚才回来的，会被别人骂‘傻子’。”刘喜书认为，农民身份长期得不到尊重和认可，很多男青年为了能顺利娶上媳妇，急于摆脱农民身份。
此外，他认为，这也同年轻人的思想观念有关，“一些年轻人不去想怎么发展，而总是想怎么去打工，我以前招聘员工时，为了能让他们安心工作，特地注明待遇为底薪加股份，结果没人应聘，他们觉得不够稳妥，宁愿直接拿工资”。
板子不能只打在年轻人身上，在李光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村缺乏就业机会，赚不到钱，很多青年被迫远走他乡，打工养家”。
“农村生活单调、枯燥，医疗、文娱设施不健全，没有电影院、KTV，看不到大千世界，无法保证生活品质，年轻人怎么能待得下去？”李微微反问。
即使在农村工作，很多年轻人甚至不愿在村里居住。“我们合作社食堂、宿舍一应俱全，条件绝对不比城里差，可就是没有年轻人住。”刘喜书感到不解。
“目前政府给予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大，给予农村青年发展的平台还不够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年轻人离开农村寻求更好的机会。”刘喜书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