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礼物”

    我小的时候，物质和精神都比较匮乏，每天用掺着糖精的杂面窝头填饱肚子后，总想看点啥，以满足我对世界的好奇。

    父亲行伍出身，经常买些评书看，诸如《三侠五义》、《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等。我也不认识几个字。看着满篇的方块字，甚是无趣。

    好在还有小人书和露天电影。

    每次进城，父亲总会给我带回来几本小人书。我看完就和小伙伴们换着看。露天电影，是小伙伴们的集体娱乐。每天有人在放映员家踩点，打听放映消息。为看电影，摸黑走几公里路是常有的事儿。

    我童年的精神食粮大体如此。这些都是成人世界送给我的礼物。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成人世界送给我的礼物还不止如此。

    在这一个个礼物中，幼小的我学习了一系列英雄故事。古代的将帅，像岳飞、杨六郎等，以及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都是我崇拜的对象。

    尤其看电影回来，小伙伴们会七嘴八舌议论银幕中英雄的伟大细节。甚至英雄戴的帽子正不正，都能让我们争半天。

    久而久之，在英雄故事的影响下，我形成了看待事物的一整套观念。这套观念，直到我成年之后，仍牢牢地盘踞在我的心中，时不时出来主导我的言行。

    多少次，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看就不是个好人”的话时，我就知道自己“中毒”很深。就这么一句话，我把善恶观念与外貌联系在一起。一不小心，我就把自己标榜成道德圣徒。

    小时候喜欢玩“捉特务”的游戏。这自然是模仿小人书或电影中的情节。每一次，大家都会选一个长得不太周正的小伙伴当特务。电影中的特务都是那样，一个个长得歪瓜咧枣，一看就不是好货色。

    后来，那常当特务的人不干了，谁也不愿意被公认长得丑。因此每次玩游戏前，大家就拿一本小人书，模仿英雄的一个姿势。谁做得最差，就是当然的特务。

    这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后来反而被淡忘了。那时，村里流传有偷小孩的，父母总会添油加醋地说某个孩子被人偷走了，被残忍对待。我就用简单的外貌善恶观，区分对待每一个陌生人。

    现在我也偶尔和女儿这么说，以躲避潜在危险。我不知道，等她长大后，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形成类似的价值观。

    英雄自然有英雄的事迹。别人做了恶事，英雄有资格收拾他。然后大家尊崇英雄，敬重英雄。英雄从而变成一个道德偶像。

    小时候，谁不想当英雄呢？

    我做不了英雄，可不妨碍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八路军帽、父亲从队伍带回来的军刺以及一条不知从哪弄来的武装带，成为我的标配装备。这算是我对英雄形象的固化。我的头脑就是一张白纸，给我灌输什么，我就呈现什么。

    这早早培养了我的好斗意识。上小学时，我喜欢和别人斗，武斗而不是文斗。文斗不是英雄的行为。所以我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我还喜欢拉帮结派，找一个看似正义的借口，对他人进行讨伐。

    老师对我头痛不已。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名缺了半只耳朵的校长，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总算把我打清醒了一点。他告诉我，我能整别人，别人同样能整我。当时我还不知道“文革”，不知道他在“文革”中受到委屈。他的半只耳朵就是在“文革”武斗中丢掉的。

    后来街头流行打架，我不免参与其中。我的手臂就是在那时受伤的，留下不小遗憾。我的一个朋友，就没我这么幸运。他捅伤了人，家里付出一笔不菲的代价，才换回他的自由。

    直到现在，街头偶有打架行为。我不知道打架的双方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充斥着英雄主义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但我想，影响一定有。网络游戏中，武斗很流行。

    文明的方式是文斗，大家讲道理摆观点，以理服人。这种非暴力方式，会不会又被讥讽为“没血性”？

    尽管如此，很长时间内，我都生活在幼时观念与理性思维的斗争之中。有时，我死劲用理性思维，压制幼时观念，可往往徒劳。这让我很痛苦。

    好在有了很大变化。看女儿的读物，温暖的东西多了。有一天，女儿听到一个杀人故事，她连声说故事坏透了，关掉了电脑。世界有时很残酷，但我也不希望让她过早培养起残酷意识。不像我小的时候，小人书中、银幕中，充斥着很多残酷的故事。

    这些故事，和它们对我的长久影响，都是童年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