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抉择

    “新常态”一词既是中央对经济时局的冷静俯瞰，也代表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

    在不久前河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新常态”一词既是中央对经济时局的冷静俯瞰，也代表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

    适应“新常态”

    在过往长达36年的时间跨度中，中国经济经历了接近10%的年平均增长，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然而，自2012年3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已在“低位”横盘了7个季度有余。按照传统思维，一旦经济出现持续性下行，政府总会采取“总量刺激”政策。然而，新一届政府在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有条不紊推进既定的经济步调，无论是决策者所秉持的行事态度，还是宏观政策的变化幅度，都表现出少有的“定力”。

    中国经济处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高层对经济下滑生态最精确性的归因分析，用经济学术语概述，“三期叠加”就是中国经济面临基钦周期（存货周期）、朱格拉周期（资本支出周期）与库兹涅茨周期（房地产周期）的叠加。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经济必须承担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压力，而且要消化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累计而成的财政与货币风险，同时还须挤压房地产泡沫。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新型产业的成长和对接，还是对资产错配的纠正，都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因此，对于经济的换挡与减速，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受“三期叠加”的时间约束，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可能保持着7%左右的经济增长波幅。长期来看，只要守住了底线：7%以上的经济增速、4%的失业率和3%以下的通胀率，经济与社会肌体就处于健康状态，各项改革就可以赢得回旋的空间。

    营造“新常态”的持久动能

    保持“平常心态”并不是不允许经济出现较高的增长，相反更应提防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经济增长的失速，尤其要防止部分风险因素演化为局部危机。因此，在“新常态”之下，经济增长不再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出口”，而是逐步转向依赖于“投资+消费+创新”；不再依赖于房地产或其他某一产业的突击式拉动，而是转向于一、二、三次产业尤其高级产业的联动；不再依赖于加杠杆“捂风险”的方式，而是通过改革理顺权力与市场关系，发动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重置，营造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动能。

    由此，“新常态”之下的经济特征除了经济增长放慢速度外，还表现为，经济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作为三次产业的服务业比重或超过第二产业；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将日显活跃，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逐步上升；金融市场中债务风险得以渐次释放，直接融资的信用体制日渐健全；劳动者技能产出超过其他全要素产出，人口的城镇化占比不断扩大等。

    观察发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就业不过85万人，而2013年，中国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却能提供17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这种比较可能未必科学，但其中一个重大变化不能不引人注意，即是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达到46.1%，而且今年第一季度该比例提高到了49%。这足以说明，虽然经济增速放慢，但经济质量正逐步加强。另外，看经济增长动能，虽然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有17.6%，但经济增速依然达到了7.4%，需求结构中的最终消费占比提高到了65%，说明国内投资收益率呈现边际递减态势，投资刺激经济的动能日渐减弱，作用于消费的因子开始得到激活。再看利率，尽管时下经济增速是2007年的一半，但贷款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当时相比都相差无几。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显露“新常态”的正面脉象。

    “新常态”下的定点发力

    因此，立足于经济“新常态”的清晰背景，彰显与强化经济“新常态”的正面能量，未来宏观政策将扭转以往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通过结构性和多角度的“散射”，向经济肌体定点发力——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前发布的《2014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在继续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首次提出“保持定力，主动作为”这一新提法，除非发生诸如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企业大面积亏损、金融机构负债表严重恶化，央行都会有“定力”地保持住货币政策口径。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在“去杠杆”的同时须在总体上压缩投资规模。在总体遵循“微刺激”的原则下，财政资金将寻求集中性突破，如增加铁路投资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比重，扶持小微企业和棚户区改造，强化 “三农”资金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强化预算软约束。

    在产业政策方面，基于“去产能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一方面将着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服务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方式引入新的竞争因素，更新低层次产业的升级因子；与此同时，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同步进行。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高校的改革方向，1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未来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此举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从依赖于劳动力数量、土地规模供应等低端要素优势转向劳动者素质优化、岗位创新能量聚集等高端要素上来，以此推动新的产业结构成功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