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青年在北京

    穆萨江·麦麦提 26岁 新疆喀什人 在北京8年 卖切糕小贩

    “有人说我们的坏话，我也没办法。我靠这个（切糕）养活一家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库尔班江·赛买提 32岁 新疆和田人 在北京8年 纪录片摄像师

    “我不停地在做，但有时候，一个暴恐事件，所有的努力就都归零了。”

    阿利甫·亚克甫 26岁 新疆乌鲁木齐人 在北京24年 北京某贸易公司职员、微博“在北京的新疆人”运营者

    “只要大家彼此尊重，增进了解，隔阂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是因为了解不够。” 

    帕提曼·阿不力克木 29岁 新疆库车县人 在北京3年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然后让整个群体背黑锅，让别人都怕我们，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

    古丽（化名） 47岁 新疆伊犁人 在北京11年 北京某三甲医院医生

    “每当得到病人的夸赞，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争了光。”

    5月22日，暴力恐怖活动再次打破乌鲁木齐的平静，新疆又一次以伤痕累累的姿态，步入公众视野。

    自2009年“7·5”事件后，很多人开始关注新疆，关注维吾尔族，但对这个神秘的地方，这群神秘的人，却知之甚少，揣测颇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出新疆，来到内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也在这里奉献。离开家乡的日子，有辛酸，也有欣慰；有埋怨，也有理解。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近5位维吾尔族青年，还原他们在内地的生活。

    “新疆人不光是卖切糕的、打馕的、烤肉的”

    一提起新疆人，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有些固有的画面：高高的鼻梁，深邃的眼睛，长而卷翘的睫毛，微卷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小花帽，或是包裹着各式头巾……因为有着独特的长相和装扮，生活在内地的维吾尔族，极易在人群中被发现。

    他们也会被定义为一些特有的职业，比如，卖切糕的。

    穆萨江·麦麦提就是其中的一员。一周里，穆萨江至少有3天会到国家图书馆门前来摆摊。在北京街头，穆萨江的“店铺”随人流而动。当旁人走近，他便咧开嘴，露出整齐而洁白的牙齿，热情地问一句，“老板，来一点？”

    这几年，调侃切糕的段子此起彼伏，让这个行当越发难做。

    “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关于维吾尔族和切糕的玩笑吗？”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穆萨江轻笑了一下，“有人说我们的坏话，我也没办法。我靠这个养活一家人。”他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切糕，“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穆萨江来自喀什，今年是他在北京的第8个年头。两个儿子，一个5岁，另一个还不满1岁。

    18岁时，穆萨江来到北京，在南五环一处新疆饭馆当帮厨。“烤羊肉串，我的手艺很不错的，”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着。

    “我是个好厨师，新疆菜都会做。”穆萨江的理想和不少维吾尔族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一样，开一家自己的饭馆。但北京高昂的房租让一家人望而却步。“没钱，就只好先摆摊。”

    没有生意的时候，穆萨江便和旁边的四五个同乡用维吾尔语大声地交谈。当“交谈”吸引了路人张望时，他们又异口同声地换回了那句汉语，“老板，来一点？”

    穆萨江的对面，是卖馕的柯尔克大叔，留着大胡子，看上去很像动画片里的“阿凡提”。来北京两年，柯尔克还是一句汉语都不会。

    “一句汉语都不会，他怎么做生意？”听到记者的疑问，穆萨江乐了。

    “做生意嘛，需要什么汉语。”他冲着柯尔克伸出三个手指，“一个馕3块钱，你要几个，跟他比划就行了。”穆萨江说，也有难免产生误会的时候，自己就是他的翻译。

    在很多人眼里，穆萨江和柯尔克的谋生方式就是新疆人的标签之一。一位媒体朋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她参加的一场媒体培训会上，记者们被要求面对一组描述，直接说出心目中这些人的职业。当“一位戴着民族帽的维吾尔族人”出现时，下面所有人脱口而出，“烤羊肉串的”、“卖切糕的”。

    “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正有几位维吾尔族同胞坐在教室后排。老师介绍了才发现，他们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学者。”这位记者说，“这样的思维定势，媒体记者尚且如此，传播给整个社会的维吾尔族人形象，岂不是更片面、更刻板？”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说，刻板印象通常是将这个群体中某一个类型、某个极端的情况，或个别现象放大而形成的认知，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不了解。

    库尔班江·赛买提就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我们新疆人不光是卖切糕的、打馕的、烤肉的，这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库尔班江是一名维吾尔族摄像师，如今正在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2》，新疆部分的拍摄就有他的参与。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他即将面世的书——《我从新疆来》中，将记录100位新疆各民族人的故事。

    “镜头中的人物用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对‘新疆人’这个词的异化进行着小小的抗争。” 他在微博中这样介绍。

    然而，“昆明事件”的发生，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暴徒”，这个新贴在新疆人身上的标签让库尔班江难受。彼时，只完成了30个人的拍摄，但库尔班江忍不住了，“不行，我必须现在就把这些内容发出来，让普通百姓真正了解新疆人，让他们知道，新疆人在各行各业作着贡献。”

    就这样，医生、律师、公司高管、工程师……库尔班江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人，在他的实名微博上一个个走了出来。

    做着同样事情的还有阿利甫·亚克甫，这个26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儿，是微博“在北京的新疆人”的运营者。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希望搭建一个互帮互助、互相了解的小平台，为内地的朋友介绍新疆，也为新疆的同胞介绍北京。” 

    2013年6月21日，阿利甫注册了这个微博。截至今年5月25日，“在北京的新疆人”已经有14231个粉丝，发了727条微博。

    “现在的粉丝是以新疆人为主，其实我希望能有更多其他省份的网友关注，因为确实有不少新疆之外的人对新疆有恐惧和隔阂，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宣传新疆的风土人情，让大家看到新疆人是热情好客、团结友爱的。”阿利甫说。

    我从新疆来，跨越3000公里去追梦

    很多在内地的新疆人，都是先由一串问题开始，而后才被周围的人所熟识的。

    “你们出门都骑马吗？”“你们每天都要扎40个小辫子吗？”“你们的衣服都是花衣服吗？”“你们那里都是沙漠吗？”

    2001年，帕提曼·阿不力克木离开新疆，到西北民族大学求学。和同学初识的日子，基本都在回答这类问题。

    今年29岁的她，来自新疆库车县。父亲在库车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母亲是国家二级舞蹈演员，双胞胎哥哥是库车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

    “在库车，我们这样的家庭算是教育背景比较好的。父母都是大学生，所以他们对我和哥哥的教育理念也很不同。”

    帕提曼和哥哥从小就上的是汉族学校。上世纪90年代初，维吾尔族家庭主动让孩子上汉族学校的并不多。

    “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和汉族同学有什么不同，你们要和他们一样优秀”。帕提曼说，这是父亲在教育她跟哥哥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帕提曼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一次，帕提曼和同学去一个小朋友家做作业，小主人告诉家里的大人，“马丽丽语文（汉语——记者注）考试得了第二名”。阿姨问：“那谁是第一名啊？”另一个同学说：“她，帕提曼！”说着大家都看向了她。

    “那时觉得特别开心，毕竟是汉语，并不是我们所擅长的，但自己还是把它学好了”。帕提曼笑着说。

    研究生毕业后，帕提曼回到新疆教育学院任教，3年后，又来到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古丽（化名）也和帕提曼一样，曾经在新疆工作过，然后到法国留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北京一所知名的三甲医院。

    作为整个北京医疗系统里为数不多的维吾尔族医生，古丽已经习惯了早早被人熟识。

    “你是外国人吗？”

    “不是啊，我是新疆的，我是维吾尔族。”

    “哇，那你太厉害了，你肯定是你们民族特别优秀的人。” 

    这样的对话，在病人与古丽之间进行过很多次。有时，病人还会冲她竖起大拇指。这让古丽感到无比自豪。“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争了光。”

    比起高学历的帕提曼和古丽，库尔班江出疆的路途则要曲折得多。

    因为父亲生意遭遇变故。2001年，时年19岁的库尔班江刚从博州师范学院中专毕业，就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得养家糊口。”库尔班江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妹妹、两个分别读高中和小学五年级的弟弟。那时候的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想赚钱。

    上学的时候，库尔班江就喜欢摄影。回到家乡和田，在一所学校附近给别人拍照赚钱。此后，他又上石河子学艺，在乌鲁木齐打工，再回到和田开话吧，做玉石生意。3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辗转，直到结识了一对从北京来新疆拍纪录片的夫妇。

    这对夫妇，一个是汉族，一个是蒙古族，后来成了库尔班江的干爹干娘。

    2004年，父亲重新振作接手了玉石生意。一直热爱摄影的库尔班江，便跟随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的胡杨林，拍摄《森林之歌》。

    这是库尔班江第一次接触纪录片。一年半的时间，片子拍完了。干爹问库尔班江，“你之后打算干吗？是继续做生意还是怎么样？”

    “我想上学。” 库尔班江回答说。

    2006年8月，库尔班江告别了家人，离开新疆，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记者注）做了一名旁听生。

    在学校的日子，库尔班江把全部的时间都拿来“蹭课”。

    “我的汉语也不好，以前上的一直都是维吾尔族学校，读中专学汉语专业的时候，能讲的汉语也不多。”

    但库尔班江很努力，听课永远坐在第一排，下课了，也不让老师走，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学校的老师、校长都知道，有一个“这么认真”的新疆小伙子。

    “我不停地做笔记，老师说一句记一句，黑板上写一个抄一个。”这对于一个并不熟悉汉语的维吾尔族少年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年，库尔班江记满了17个笔记本。本子上，满满的都是维吾尔语、拼音、汉语的“混搭”。有老师看到他的笔记，笑着说，“库尔班江，你写的这个东西，谁都看不懂啊！” 

    暴恐来袭，也是他们不愿诉说的痛 

    阿利甫在北京长大，是一名贸易公司“朝八晚五”的上班族。两岁时，在新疆驻京办工作的父母将阿利甫带到北京。

    尽管没有怎么在新疆生活过，但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

    初中时，阿利甫在北京青年宫学乐器，看到有希望工程的办公室，便傻乎乎地冲了进去，“叔叔，在新疆捐一个学校要多少钱？”

    “人家当时觉得我是小孩子，就随便说了个数字哄我，说最少也要10万。”阿利甫笑了，但又认真地说：“我当时就想挣个10万，然后到贫困地区盖个学校去。” 

    阿利甫的童年，在新疆驻京办的家属院里度过。小时候，经常看见一些从新疆来北京看病或寻求帮助的穷人。“夏天，他们常在院子里找个地方把毯子一铺，躺着就睡了。”

    这时候，阿利甫就会变成小“快递员”。妈妈常会多做些饭，让他下楼送给那些人。 

    去年，父母知道阿利甫在运营“在北京的新疆人”的微博，十分支持。

    “多发布一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信息，不能有过激的言论。” 阿利甫说，这是父亲对他的忠告。

    5月22日，新疆暴恐案发生时，阿利甫正在一个超市做市场调查。“叮”的一声，他手机上的新闻APP推送了这条消息。

    “第一反应是心如刀绞，对受难百姓特别心疼。” 阿利甫难过地说，“很多都是去早市买菜的老人，和我的爷爷奶奶一般大，就这样死于非命，太惨了。”

    这天，也是帕提曼即将答辩的日子，原本的安排是见导师确认一些细节。早上一睁眼，就看到新疆教育学院的教师群里炸开了锅。

    “又出事了！”帕提曼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坐起来，翻看所有的新闻。

    一条条新闻让帕提曼的心情越来越低落。“有多少优秀的新疆人一代一代地努力，才有了现在这样好的发展，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破坏？”

    同样让帕提曼难过的，还有那种说不出的委屈。

    “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然后让整个群体都背黑锅，让别人都怕我们，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

    获知消息的时候，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又封路了，爆炸了。”在乌鲁木齐的朋友发来信息。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几个字，库尔班江说，那种难受的感觉无法形容。“干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就一直坐在外滩发呆。”

    这不是库尔班江第一次痛苦的经历。2009年，他正跟着团队在兰州拍片，“7·5”事件发生了。

    “当天晚上看到的新闻，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团队里只有库尔班江一个维吾尔族，一大屋子人都沉默了下来。

    “他们都顾及我的感受，不知道该说什么。”库尔班江独自走了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间，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新疆依旧很美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

    在兰州拍完片，库尔班江回到北京。刚上地铁，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那时候，“7·5”事件刚过去4天，两个人用维吾尔语说着这件事，问候着家乡怎么样了。

    库尔班江注意到，打电话的时候，身边座位上一个30多岁壮硕的男子一直盯着他看。走到国贸站的时候，男子要下车了。但车门打开的一瞬间，男子狠狠地往库尔班江脖子上给了一肘。下车后，还转过来恨恨地看了他一眼。

    库尔班江自己练过拳击，还在新疆得过亚军，下车和对方打一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在那个瞬间，我冲他笑了，没有跟着下车。”

    十几天后，脖子上的疼痛消失了，但心里的痛却一直也好不了。库尔班江把这件事告诉了干爹。

    “干爹当时直接就亲了我的额头，他说，儿子，你长大了，你的力量表现于你的笑容，而不是你的拳头，这就是你和他不一样的地方。” 

    库尔班江说，“7·5”事件后，自己开始感受到了一些异样。

    他的镜头下，有一个14岁的维吾尔族小孩。20多年前，孩子父母定居上海，他便在这里出生、长大。

    5月23日，乌鲁木齐暴恐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孩子如往常一般来到学校，但同学们一看到他就大喊，“注意了！注意了！新疆恐怖分子过来了！”

    他采访的数百名新疆人中，有不少遭遇过繁琐的安检、不能住宿的情况，其中也有新疆的汉族人。

    几天前，一段视频曾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一位维吾尔人在机场安检时被要求脱鞋，与安检人员起了争执。

    古丽说，这样的状况她遇到太多次。“特别是出国的时候，我的护照会被翻来覆去的看好多遍，问我是干什么的，出国干吗去？”

    古丽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摆在明处的“特殊对待”。

    一次，古丽去外地开会，到酒店登记住宿。

    “我把身份证递给酒店的前台，那个小女孩看了看，接着就打电话给警察，说这里来了个新疆籍的。”

    古丽很生气，对小女孩说，“你这个工作方式有问题。我入住酒店以后，你觉得有任何问题再打给警察都可以，但请你不要当着我的面进行这种歧视行为。”

    古丽已经记不得自己因为类似的事情投诉过多少次。 

    “对暴恐事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肯定是深恶痛绝的。我肯定不愿意听到别人谈起自己的家乡都是那种害怕、厌恶的语气。”

    “我不停地在做，但有时候一个暴恐事件，所有努力就都归零了”

    帕提曼也遭遇过不被信任的不快。但让她欣慰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很挺她。

    5月24日下午，是帕提曼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刻。答辩会上，她的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可，被评为“优秀博士毕业论文”。

    致谢时，帕提曼几度哽咽，流下了眼泪。

    “不仅是因为顺利毕业了，而是真的很感谢我的导师，从录取到培养我，她从没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就对我特殊对待”，帕提曼眼里再次湿湿的，“导师常说，其他汉族同学能做好的，你一样能做好，甚至更好。这是对我的信任，这对我意义重大”。

    帕提曼说，熟悉她的朋友都对她讲，“如果是帕提曼，我们谁敢相信你会拿着所谓的武器去伤害别人呢？一定不可能嘛！”

    到现在，穆萨江还能想起自己来自贵州的“汉语老师”。刚来北京的时候，穆萨江一句汉语也不会讲，同在餐馆打工的贵州朋友主动要教他。

    “从盘子、炉子、碗，一个一个词开始学的。” 穆萨江摸了摸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学好。只会说，不会写，也不会认。” 后来，“汉语老师”为了生计，换了上班的地方，再也没见过。

    穆斯林饮食上有讲究，在内地生活就会有很多不便。

    “但我的同事从来没觉得我麻烦，都很照顾我，只要是一起吃饭，一定是去清真餐厅。” 阿利甫说。“只要大家彼此尊重，增进了解，隔阂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是因为了解不够。” 

    “刻板印象需要整个社会正确地对待，需要媒体正确的传播和政府的支持”，周伟认为，但我们目前做的远远不够。

    “就拿影视作品来说，以前六七亿人口时，荧幕上还有《冰山上的来客》等影视作品。如今，人口翻了一倍，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却越来越少，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汉文化的，但我们国家本身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啊，应该突出这种多样性。”

    周伟说，这种多样性也应该体现在主流媒体上，比如，在更多电视节目中配维吾尔族主持人。

    “这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还是要在思想领域内解决。”周伟说，隔阂的消除，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个现状。

    库尔班江就在做着这样的努力。从2007年开始，他的摄影展、纪录片等文化活动，主题几乎全是新疆。

    在一次国家图书馆的展览里，他把一整个维吾尔族家庭都搬了进来。参观者不仅能看到照片，还能免费吃到新疆的干果、馕，听到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欣赏维吾尔族的手工艺品。

    “我不停地在做，不停地在做，但有时候，一个暴恐事件，所有的努力就都归零了。”

    “5·22”暴恐案发生后，一名网友加了库尔班江的微信，给他发来一条信息：你的付出和你的努力，经不住一个暴力事件，何苦？

    库尔班江感到心酸，但他不想放弃。

    干爹和师傅也分别打来电话，嘱咐他，库尔班江，你不能受影响，别想。

    “我现在最重要的打算，就是尽快把《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写出来。”库尔班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