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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湖北襄阳决心让本地村（居）委会的墙壁看上去更清爽些。
那些像爬山虎一样在墙上蔓延的牌匾，正在被清理之中。从墙上到墙下，有的村（居）委会的牌匾多得连每天面对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数不过来。
在襄阳，一个村委会被统计出共挂着126块牌匾，而某家社区居委会戴着163顶帽子为居民服务。如今，多余的牌匾正被陆续摘掉，比如那家挂着163块牌匾的居委会，一下子卸掉了上百块牌子。从此，办公室的墙壁可以接触到更多的阳光。
据统计，仅是制作费，这163块牌匾就花去3万多元。如果紧挨着把它们在地上铺展开来，能占据小半个篮球场。
各式各样的牌匾装扮之下的村（居）委会墙壁，并非中部城市襄阳独有的景观。不久前，《半月谈》的记者到广西东部一个“明星村”采访时看到，村委办公楼的整面墙上挂满牌子，“名目繁多，蔚为壮观”。而当地一位村干部却说，“类似牌匾还有不少，已经没有地方挂了”。
牌匾自然不是从天而降的，一个曾经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过的公务员感叹，那些能上墙的牌子，基本都有“官方背景”。每一块在墙上闪耀着光泽的牌匾，都会经过一双权力之手的审批和授予，通常也意味着一项职责的转让和摊派。
来自各个部门的职责，化身为镶嵌着各式字体的牌匾，在村（居）委会墙上高高挂起，似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
但不应该忽略的是，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是法律框架下的居民或村民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不是任由各级职能部门差遣的机关。不过，在各式牌匾的点缀下，不少村（居）委会沾染上浓厚的官僚气息，倒更像是街道或者村级的“二政府”。
事实上，对于这些自治组织而言，并非每块牌匾都被欢迎，也不是每项被摊派下来的职责都令人欣然接受。襄阳市相关部门在调研中听到不少抱怨，“一块牌匾就是一份责任，牌匾太多，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哪个部门交代的事情都得干，身上的负担是越来越重”。
那些一块紧挨着一块挂在墙上，铜质的或是不锈钢的牌匾，材质不同，款式也不统一。而和牌匾一样悬挂在半空的权责与事项，看上去也令人眼花缭乱。自治组织可以提供的服务，政府部门理应承担的职责，以及它们之间的边界，混杂在一片耀眼的金属光泽之中。
政府职责和社会服务缺乏清晰界线所造成的怪现状是，老百姓瞅着墙上五颜六色的牌匾犯糊涂，遗落在缝隙里的公共职能有了被推诿的借口，而社会自治的空间在“应付上级部门”的焦头烂额中被削弱。
每一块经权力之手授予的牌匾，在挂上墙的时候，都会被赋予各种意义和理由。其中，最正确的理由无非是，政府向社会放权。但是，放权并不意味着缺少节制地印制和分发牌匾，然后像随手扔掉包袱一样，将职责转嫁和摊派给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有些伸到墙上的权力之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削权，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滥用。
早在2010年，中办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凡属于基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居民委员会”。
但是，无论是126块，还是163块，牌匾数量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墙壁上不断被刷新，仍然是一道常见的景致。在耐心统计过村（居）委会墙上的牌匾以后，襄阳市决定“清理规范过多过滥的制度、匾牌，为村（居）委会减负，逐步将村（居）委会干部从摊派任务中解放出来”。
就像当初挂上去的时候并不太费劲，将牌匾摘下来也是举手之劳。但是，当多余的牌匾被摘掉后，并不是留下一片干净清爽的墙壁，就可以交差了事。人们不禁要问的是，那些被摘掉的权力和责任，究竟应该安放何处？
最妥当的答案还是：理应政府承担的职责要归位，政府无法包揽的事务交还给社会。不过，政府将职能转交给社会之前，还是应该先梳理清楚权力清单，划清政府和社会的界线，再慎重地将牌匾授出去，挂上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