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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六一”前夕，是上海市南汇二中大队辅导员向翔最忙的日子。忙着给“六一”活动写策划、写方案，还要给活动的小主持人写“台词”。
如今，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向翔开始尝试让学生自己出点子、写策划、定主题，让学生用少年儿童群体中的“潮人潮语”给自己设计台词。
这些方法，取经自上海市少先队辅导员带头人工作室——王冬梅工作室。自2012年起，上海市少工委在市教委、市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的支持下，在优秀少先队工作者中评选带头人，并以他们为主持人建立了8个工作室，这些工作室的职责是——培养“更专业”的少先队辅导员。
上海开始试点的同一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将少先队活动课作为国家规定的必修活动课，小学1年级至初中2年级每周安排1课时。上海的工作室试点，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告诉大队、中队辅导员如何上好一堂35分钟到40分钟的“少先队活动课”。
“这堂课上好了，就是在帮助孩子‘学做人’；上不好，可能会让学生对少先队活动产生反感。”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黄浦区教育学院少先队教研员王冬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少先队活动课正尝试补齐中小学校的素质教育“短板”。据悉，上海的辅导员工作室试点为期两年，每个工作室由市级层面补贴4万元工作经费，再由区级配套4万元及以上工作经费，并要求每月至少开展一天少先队辅导员培训活动。
少先队为每个孩子找到“工作”
在闸北区中山北路小学的少先队活动课上，每个孩子都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不擅长节约资源的孩子当上了“小小节电员”，每天负责教室电灯的开关、使用；不爱看书的孩子当上了“小小图书管理员”，负责教室图书角书籍的更新和整理；还有那些不爱与人沟通交流的孩子，当上了“小小柏万青”（柏万青是上海知名的人民调解员——记者注），同学之间产生矛盾都找他来调解。
闸北区教师进修学院少先队教研员、刘民工作室负责人刘民看到中山北路小学的少先队活动课案例时，难掩心中的激动之情：“这是锻炼孩子能力的好课程，必须推广。”
刘民工作室将上述“课堂”当作一个典型，向所有在该工作室旗下接受培训的少年队辅导员进行推广，辅导员回到本校，再将这一课堂形式向所有中队辅导员普及，最后由中队辅导员负责给孩子们授课。这也是辅导员带头人工作室一条最重要的普及培训途径。
到辅导员带头人工作室参加培训的一个好处是，那些年轻的大队辅导员能很快知道每周一节的少先队活动课该怎么上。比如刘民工作室，设计的活动课除了传统的少先队知识课和主题队会课外，还有主抓学生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实践课”，以及由每一名学生自主设计、自己主持的“自主课”。每一堂“自主课”都要学生自己动脑筋设计课程内容，主题都是向同学们推荐、介绍自己，如文化、家庭、兴趣爱好等。
王冬梅花了大把时间向辅导员普及“自主课”的理念。“最早的时候，我去听一堂教学生人际沟通方法的课，小主持人讲话很溜，但表情僵硬，台下也没有互动。”王冬梅说，那次听课，她特意在后排找了个学生问“听懂了没有”，孩子回答“不懂”。
她说，这是典型的“辅导员自主策划案”，这种做法不仅老师费力，而且对学生素质的提高没有帮助，长此以往还会让学生对队课产生反感情绪。现在，王冬梅每个月都会让工作室旗下的老师一起备课、听课、评课、磨课、试教和参与反馈，老师们有时能从别人的课堂上找到灵感，有时也能在别人的课堂上找到自己犯错误的影子。
少先队活动成为“校园民主”试验田
闸北区中山北路小学校长阙奋已经初步看到了少先队活动课的成效——小学校园里正显现出最朴实的“民主”。
一名几乎被所有老师都看好的三年级学生，竟然在班干部选举中落选。这个孩子的落选，对校长阙奋触动很大，“学习成绩很好，各方面能力都很强，还在全国的机器人比赛中得过奖，却选不上班干部”。
阙奋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平时与人交往过于强势，待人接物的态度令许多同学不能接受。那次选举后，这个孩子特别注意平时的言行，改正态度不好的毛病，第二年终于选上了班干部。
以往“老师推荐、孩子举手”的情况，如今已不复存在。选一名少先队班干部，在中山北路小学里已成了一件人人关注的大事情。
首先要学生自荐，其次全班推选。推选之后，会有一轮广泛的拉票活动，候选人要组建自己的“选举团队”，到处张贴海报、参加竞选演说。此后，少先队还会举办一系列“为民服务”的活动，考验候选人的服务能力。
最后选举时，同学们会用“棒棒糖”进行投票，寓意“你最棒”，“13个候选人，只给9根棒棒糖，支持谁就给谁送一根。”
阙奋特别喜欢这种校园民主的氛围，“小学里，我们不讲究语数外成绩有多好，而是更看重孩子社会适应性的培养，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的养成才是关键”。
让少先队辅导员找到“成长空间”
在教会孩子“学做人”的过程中，少先队辅导员也找到了自身的“成长空间”。
王冬梅做了30年少年队工作，她告诉记者，当今时代是少先队辅导员成长的最佳时期。过去没有规定必修的“少先队活动课”，辅导员无处施展“拳脚”；过去少先队辅导员培训没有保障，现在辅导员定期接受培训；过去辅导员没有职业上升渠道，现在辅导员可以通过“德育二”这一新的职称评定程序评上“高级职称”；过去辅导员上少先队课等于“义务劳动”，现在算工作量、算入绩效考评标准。
王冬梅说，上海少先队早在1999年就搞过辅导员“名师带徒”制，但当时因为课时、经费、教师待遇没保障等多种因素，导致这项制度过于“随意”。而如今，她的工作室运作两年，得到市级扶持4万元，外加黄浦区级配套6万元的经费，保证了其培训教师的基本支出。
刘民工作室开办两年后，旗下的12名辅导员中，已有1名全国优秀辅导员、1名上海市“十佳”辅导员、1名市优秀辅导员和3名区“十佳”辅导员，4名学员在两年间先后走上学校德育管理岗位。
王冬梅告诉记者，现在少先队辅导员被许多学校列为“后备干部岗位”，每周要参加校级行政例会，“一些现任的校党支部书记、德育副校长、德育教导主任，都有过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本报记者 王烨捷 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