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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车从结古镇出发，在青藏高原上艰难地行进。4月下旬，内地已是草长莺飞的春天，这里却下着雪，张红娟裹紧棉大衣，“还是觉得冷”。
越野车的目的地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下拉秀乡，可它显然到不了目的地了——在离开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约5个小时后，一条“挺宽的”河流挡住了它，“那桥太窄了，车过不去”。
无奈，车里的人只好打电话通知对方：“张医生被堵在河边了，你快带着孩子到河边来，咱们在河边碰面。”
两个多小时后，河对岸来人了。两拨人就在雪中的高原河边紧紧握手、拥抱，用彼此不太懂的语言热烈交谈。“我一看到孩子就流泪了。”张红娟说，“那么瘦，个子也比同龄孩子小，都两岁了还只会叫爸爸妈妈，一般孩子一岁多就会说很多话了。”
这是2012年的事了，两年后的今天，张红娟微笑着给记者说起当时的情景，眼中还能看到泪花，那种心疼的语气让人觉得她是在说“自己的孩子”。
这个孩子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但这个孩子从娘肚子出来时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当时，张红娟是济南军区第153医院赴玉树抗震救灾的野战方舱医院里的妇产科医生，这个孩子是她在方舱医院里接生的第一个孩子。经历了难产折磨，死里逃生的孩子妈妈一定要她给孩子起名字，她就给孩子起名叫“拉秀军玉”，“军指解放军，玉指玉树。”张红娟说。
从拉秀军玉起，在玉树地震后的62天里，张红娟接生了73个孩子。
遥远的牵挂
“4月14日地震，15日接到出发通知，17日我们就到玉树了。”
在去玉树抗震救灾之前，张红娟“不知道玉树在哪儿”，也不知道“那里是高原”。因为之前从来没去过高原，她“也不知道高原反应是啥滋味”。
但她很快就领教了在“平均海拔4000米、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50%、昼夜温差达20多摄氏度”的环境里接生、做手术的“滋味”。“每天都是头昏脑胀的。”张红娟笑着对记者说。
那些“头晕脑胀”的日子被摄像机、照相机、录音机和笔一次次记录下来，发表出去，但张红娟不在意那些，她也没时间看电视看报纸，她只是认真地做每一台手术，满心欢喜地迎接一个个新生命。
62天过去，张红娟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可她的心却无法像过去那样平静了。我接生的孩子们还好吗？他们怎么样？那个才怀了8个月就出生的早产儿咋样了？“过年时，看郑州都这么冷，就想玉树那里更冷，那些孩子有棉衣吗？”跟记者说起这些，张红娟的声音很低。
终于，张红娟忍不住了，她决定寻找这些孩子，她想到了索南巴久。
索南巴久是玉树州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2005年毕业于青海大学医学院。地震时，州医院瘫痪了，来救灾的解放军野战方舱医院搭建好后，索南巴久就和其他医生被分配到各方舱医院去配合工作，“主要帮助语言沟通”。索南巴久来到张红娟所在的方舱医院，“几乎天天都能见面”。
“当时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一般孩子生下来交给护士就行了，但她总要把新生儿抱着亲亲，说几句温馨的话。”旁观的索南巴久“很感动”。
张红娟初次找索南巴久帮助找孩子时，索南巴久还不太理解：一个妇产科医生要接生多少孩子呀，孩子出生了，交给妈妈就完了，还找他们做什么呢？
但张红娟的决心打动了索南巴久，“她很认真，反复来电话，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坚决要求我帮助寻找。我觉得她是真诚的，发自内心地关心这些孩子，所以我答应了。”索南巴久说。
真正找起来，索南巴久才发现这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工程”，那73个孩子的父母有的来自镇上，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遥远的牧区，当时方舱医院是临时性的，来分娩生小孩的孕妇也没有详细登记，没有留下联系方式，而且，地震后，很多人生完孩子又投亲靠友搬家了。但索南巴久说，我答应她了，再难也要做到。
家在结古镇上的几个孩子很快就联系上了，“别的就得一点点想办法”。好在索南巴久是儿科医生，州医院又是玉树最大的医院，所以孩子生病了都得到这个医院来，索南巴久养成了一个习惯，看着年龄差不多的患儿就问其父母：是不是地震后出生的？是不是在方舱医院生的？
这一招还真管用，“第一年找到七八个，第二年找到两个，去年又找到1个。”索南巴久告诉记者。
张红娟是2010年的下半年开始拜托索南巴久帮助找孩子的，当2011年初索南巴久告诉她找到了几个孩子时，她高兴坏了。“2011年冬天，她寄了五六件棉衣过来，要我给找到的几个孩子捎去。”索南巴久说。
张红娟不知道，在玉树，“捎去”有多难。索南巴久说，“结古镇上的几个是送上门的。青梅赞多在治多县，我把棉衣交给班车司机，给了司机20元辛苦费，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又打电话给青梅赞多的父母，让他们到长途车站去取。收到后给我回电话确认。”
至于拉秀军玉那件棉衣的“捎去”，简直可以拍成电影。
拉秀军玉的父母是牧区的，索南巴久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只有一张拉秀军玉在方舱医院出生时，他爸爸抱着他的照片，这张照片当时在媒体上发表过。有一天，一位叫白马才人的病人来医院，索南巴久说起了这件事，白马才人一看照片说他知道这个人，和他同乡不同村，愿意帮索南巴久把棉衣“捎去”。
十几天后，白马才人又来医院，说他也没找到拉秀军玉家，但他把棉衣和拉秀军玉爸爸的照片一块儿寄到拉秀军玉父母所在的村部了，请村部转交，并留下了索南巴久的联系方式。又是十几天过去了，拉秀军玉的叔叔给索南巴久来电，说收到村部转来的“那个汉族医生送来的棉衣了”。
从2011年至今，张红娟每年都要给孩子们寄衣服、玩具、学习用品、食品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这样“捎”到孩子们手中的，但索南巴久并不觉得“麻烦”：“人家一个汉族医生在那么远的地方还想着咱们藏族孩子，咱们还说什么辛苦呢？”
永远的“放不下”
2011年4月，玉树地震一周年后，张红娟随153医院的回访小分队重回玉树，终于见到了日夜牵挂的孩子们，尽管只见到五六个，已经让她很“心满意足”了。
秋永桑周是张红娟最担心的“只怀了8个月”的早产儿，张红娟见到他时，他正在生肺病，打完头皮针，头上还粘着胶布，“孩子们都很好，就桑周弱一点，也可以理解。”张红娟给记者一个个念叨孩子们的状况。
见到了，本以为就放下了，没想到张红娟却“更放不下了”。这次见到的都是结古镇上的，父母都有工作，有文化，家里条件都不错，可那些边远牧区的孩子都没见到，他们还好吗？张红娟觉得“心里更牵挂了”。
2012年元月，扎西文毛因反复感冒，他母亲带他去找索南巴久看病，一核查，心尖区有点杂音。做彩超，发现二尖瓣有回流。之后到西宁去检查，心尖区还是不正常。索南巴久知道扎西文毛是张红娟接生的孩子，过年通电话时“就告诉了红娟这件事”，“她在电话里马上说，今年我过来，把我接生的孩子都查一查”。
后来，扎西文毛被接到郑州，经详细诊疗，医生认为这一问题会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而愈合，不用做手术。但2012年4月，张红娟还是专门请求医院在回访小分队里增加了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专家，因为她“在网上查到高原是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多发地区”。
第二次回玉树，张红娟见到了更多自己接生的孩子，见到了拉秀军玉，在河边停在雪地上的车里为他做了体检。并与小分队的同事一道巡回诊疗，对六七十个孩子进行了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都没有问题”，她语气里充满了欣慰。
2013年4月，第三次回到玉树的张红娟学会了“借助媒体”。
“我是方舱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张红娟，2010年地震后，我在这里接生了70多个孩子，我特别想念这些孩子，如果你看到这条消息，请跟我联系……”这条新闻在玉树电视台的《玉树新闻》里播出后，张红娟又与十几个孩子“续上了缘”。到记者发稿为止，张红娟已经找到了33个孩子。
“还想继续找下去吗？”记者问她。
“想！”张红娟的回答没有迟疑。她每次回玉树都选择在4月，“纪念抗震”，今年4月她本来也计划第四次回玉树的，因为“要接受记者采访，耽误了”，“但还是要去”。她说今年玉树重建好了，也许搬走的人们都回来了，找孩子更方便一点了。
“前几天，青海省卫计委宣传处的处长还给我来电话，说看到了我的报道，愿意帮助我找孩子呢。”5月26日晚上，她打来电话，充满希望地告诉记者。
除了找孩子，张红娟心里还有一个“放不下”，在玉树期间，她看到来生孩子的孕妇都没有孕期健康档案，几次回访玉树，也发现玉树州人民医院的妇产科没有给孕妇建档、进行围产保健，“这非常不利于孕妇健康，也不利于她们的顺利生产”。作为现任153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她希望通过努力，在州医院把这一工作开展起来，“一边宣传，改变当地人的观念，一边动员孕妇到医院来做围产保健，动员20个，来一个也好啊。先开展起来，慢慢带动大家”。
张红娟在方舱医院时带教过一位州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索南永措，1985年出生的索南永措毕业于延安大学临床医学系，这次索南永措正好到了郑州，张红娟趁此让她全面了解了妇产科围产保健的全过程和工作方式，她期待永措医生回去能“带头开展这项工作”。
“我认识州医院妇产科的看着主任，跟她讲过我的想法，也给我们院长汇报过我的心愿，院长说全力支持，州医院可以派人来153医院学习，我们也可以派人去玉树指导。”说起她的计划，张红娟在电话里都跃跃欲试。
索南巴久告诉记者，他期待张红娟对这些孩子、尤其是山里的孩子的后续教育给予关注，能不能把孩子接出来读初中、高中？“如果也能当兵、当军医就更好了”。
当记者在电话里向张红娟转告索南巴久的期待时，她立即说：“我虽然个人能力有限，但我有组织呀。我可以努力!可以当桥梁！”急切之情，记者通过听筒都能感受到。
采访中，索南巴久和永措医生都跟记者提到“缘分”。永措医生说她特别理解张红娟寻找孩子的心情，“我对自己接生的孩子也很关心，我们藏族妇产科医生常说，我值班你来了，我就与孩子有缘”。
这缘，因爱而起，因爱永续。
本报记者 李雪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