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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07日 星期六
中青在线

我们的青春和他们一起走过

内地青年在新疆的“别样”生活

本报记者 李林 实习生 郝丽婷 马宇平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6月07日   03 版)

    王奕涵为新疆哈萨克族学生讲解地理知识。照片由本人提供

    李翊在病房查房时给维吾尔族病人做肺部听诊。照片由本人提供

    苗民田为哈萨克族牧民讲解养殖技术。  照片由本人提供

    10年前,山东小伙儿苗民田从没想过,自己大学毕业后的人生,会从祖国的最东边,一下子就“挪”到了最西边。

    李翊也不曾想到,今年过年,自己还和手里的病人麻溜儿地讲着天津话,如今,已经奔走在新疆于田县的病房里,能说上几句简单的维吾尔语,问候病人病情。

    兵团、西部计划、援疆、高考、支教,因为不同的原因,来自不同地方的五个青年聚集到了一起,共同打上了“新疆”的烙印。

    “那时候在网上输入关键词,什么也搜不到,地方太小,太远”

    “我到新疆,闯两年就回来。”叮嘱了父母,苗民田攥着一张177元的硬座票,背上学校发给志愿者们的行李箱,便蹦上了绿皮的1085次列车。火车轰鸣着,载着苗民田和他的西部梦,从济南开往乌鲁木齐。

    雪山、戈壁、哈密瓜、葡萄、能歌善舞会动脖子的少数民族同胞……50多个小时的旅途中,苗民田在脑子里一遍遍复习着以前课本上看到的新疆。“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当地的语言?不知道交流会不会有障碍?”

    吉木乃县位于新疆北部,是苗民田的服务地,但去之前,他对那里的了解“几乎为零”。

    “那时候在网上输入关键词,什么也搜不到,地方太小,太远。”苗民田也问过老师,但老师也不甚了解,只跟他们说:“你们学临床医学的,可能是要背个小药箱,骑着马到戈壁的毡房里去给人瞧病吧?”

    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也不知道小儿子要去的是个什么地方,“早些年,村里人去新疆要七天七夜哩!”这是父亲给苗民田关于新疆的唯一“经验”。

    今年27岁的赵建明,是《兵团日报》的一名新媒体编辑。在他四五岁的时候,爸爸离开甘肃老家去了新疆,一直到开始上学了,赵建明都没怎么见过爸爸。

    “只知道他在哈密,在一个叫兵团的地方,但不知道具体在干什么。”想爸爸了,赵建明就写信。当时还没认得几个字,家里人就手把手地教他写。

    “爸爸:你在干吗?什么时候回来看我?”赵建明后来听爸爸说,每次收到他写的信,“都忍不住地哭”。1995年的一个雨天,爸爸把赵建明和妈妈、弟弟接了过来,一家人终于在新疆团聚了。

    一知半解下选择去新疆的,还有刚满23岁的王奕涵。

    去年,王奕涵从南开大学毕业。和他一届的同学里,有的去了国家部委,有的出国深造,还有的进了大公司。

    “当时我妈也特别想让我出国。”王奕涵说,那时,自己的托福也考完了,但一次支教团的宣讲会却彻底改变了他的选择。

    会上,几个师兄师姐分享着他们在新疆支教的见闻,王奕涵被吸引了。“我觉得,像他们那样,才是真正的‘深造’。”

    2013年7月,和其他13名志愿者一起,王奕涵“飞抵”新疆阿勒泰地区,成为当地中学的一名地理老师。

    内地人觉得新疆神秘,新疆的学生们又何尝不觉得内地神秘?

    王奕涵带高一,班上54个学生,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哈萨克族。

    “第一堂课其实还是挺紧张的。没接触过这里的学生,和他们年龄差距又小,怕一上来就被‘拆了台’。” 王奕涵很在意自己的首次亮相,课程怎么安排,板书怎么写,中间怎么过渡……他在心里演练了多遍。即使已经准备充分站上讲台,王奕涵说,自己的手心里还是攥满了汗。

    “老师,你是哪里人?” “老师,南开大学在哪儿?”“老师,你有女朋友吗?”“老师,你觉得我们新疆美吗?”面对这个外来的大学生老师,同学们却热闹极了。一连串轻松的问题,也让王奕涵放松了下来。

    “老师,你们口里人(新疆人将内地称为口里——记者注)是不是觉得我们新疆的学生都骑马上学?你看到我们有楼房是不是很惊讶?”一个和自己一般高的男生站起来说,“我姐姐到口里上学,还有人问她高考是不是只考马术和‘空手套白狼’呢!”

    这个问题抛出来后,班里一阵哄笑,但紧接着大家就沉默了,所有眼睛都齐刷刷地盯着王奕涵。王奕涵突然意识到,内地人觉得新疆神秘,而新疆的学生们又何尝不觉得内地神秘?他们也很想知道,像王奕涵这样的内地人,是怎么看他们的。  

    “来之前,觉得这里的人应该不怎么重视教育。因为偏远嘛,觉得他们可能对文化、对知识的渴求没那么高。”一位新疆库尔勒的同学也曾跟王奕涵讲过,他姐姐上学那会儿,一到摘棉花的季节就有人请假回家。夸张的时候,校长甚至还要到火车站去“抓人”。

    但班里的孩子让王奕涵慢慢改变了这种认识。“每回考试,拿英语年级第一的总是哈萨克族同学。”王奕涵说,“也许是因为从小就接受双语(母语和汉语)教育,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和领悟能力特别强,而且还刻苦好学。”

    更让王奕涵感到意外的是,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也格外上心。

    一次,王奕涵同事班上的一个哈萨克族学生扰乱课堂秩序,被叫了家长,本来说了“妈妈来就行”,结果孩子的叔叔、姐姐全来了。

    一进办公室,妈妈就用哈萨克语狠狠地训孩子,叔叔还一下下推着他到老师面前道歉。“虽然听不懂,但能看出来他们对孩子的行为很生气,突然觉得,恨铁不成钢的心,其实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王奕涵说。

    “他要是再不听话,你就打他。” 妈妈不太会说汉语,临走了,还用哈萨克语嘱咐老师,姐姐就赶忙在一旁翻译。以后每周,姐姐总打来电话,问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上完课的晚上,王奕涵总习惯去克兰河畔走走。“以前认识的新疆都是图片里的、电视里的,听来的故事也只是别人的故事,我想自己去感受一个有温度的新疆。”

    但小时候的赵建明,在新疆看到最多的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团场的条件并不算好,刚来的时候,赵建明一家4口都挤在爸爸的职工宿舍里。那是一间不足20平米的土房,屋子后面还长满了芦苇。“感觉还不如老家呢!”彼时8岁的他不理解,爸爸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方来吃苦?

    “团场里哪儿的人都有,甘肃的、河南的、四川的、江苏的,说着各种方言。”赵建明说,这是兵团给他的第一印象。但让赵建明印象更深的,是成长阶段逐渐体会到的“兵团人身上的那股干劲儿”。

    上世纪90年代,兵团还在大规模垦荒开地,治碱是其中一项最大的工程。赵建明说,团场在的地方,地理条件都不会太好,新疆的很多城市,都是一代一代的兵团人慢慢改造,才有了现在的样子。

    石河子就是这样一座城。60年代,李金玉的爷爷从河北军区转业,来到这里。小时候,爷爷奶奶常跟他讲:“刚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不毛之地,到处都是盐碱地、沙窝子,大榆树上面也全是乌鸦窝。吃的是包谷面,还有糖厂放出来的甜菜渣。”

    如今,石河子以“戈壁明珠”的美誉著称于世。说起这种变化,李金玉觉得特别自豪,“那时候,哪敢想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真意和善良是不需要翻译的,你可能听不懂,却可以感受得到”

    当绿皮火车到站时,苗民田还不知道迎接他的将是怎样的生活。

    新疆吉木乃县总面积7000多平方千米,散居着近4万人口,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5个少数民族占到近三分之二。

    苗民田的电脑里,装满了《春季养羊的技术》、《饲料搭配与牛奶高产》等教学视频。不同的季节,他要带上不同的教材,去牧场给牧民讲新知识。

    “都不远,当天去当天回。”但他口中的“不远”,事实上距县城有60公里。每两个月,苗民田就要走完一圈。

    冬天最难熬。每年10月,吉木乃就开始下雪,一直到来年4月,雪才化完。赶上“闹海风”,根本看不见路,扫雪车要昼夜清扫,才能勉强清出一条路。“有时候,雪落得比汽车都要高好多。”苗民田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困难的还是怎么让牧民相信你。” 

    苗民田说,哈萨克牧民代代游牧,对他带来的新技术没有太大的兴趣。“牧民们对饲料营养搭配等新技术并不了解,普通牧民家一头奶牛的日产奶量只有六七公斤,还不到现代养殖技术下产量的三分之一。这样只能刚刚够本,挣不了多少钱的。”苗民田说。

    但牧民们很难一下子接受改变。“你不懂,我们都养了几十年啦!”一位哈萨克族老大爷对他说。更有人用生硬的语气讲:“我知道怎么养牛,不需要你指导,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苗民田心里委屈,但他更着急的是怎么把新技术传出去。于是,苗民田拉上牧民去参观大型养殖场。“一对比,自然就明白了。” 

    刀肯家是当地典型的哈萨克族牧民。比腰高一点的土坯围墙,几根木棍搭的小门,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是屋子里的全部摆设,砖垒的炕上铺着民族特色的毡子,唯一的家电,是政府补贴发的21英寸彩色电视机。

    苗民田和同事们想改变刀肯家的生活,苗民田给他们买来50只鹅仔、200只鸭仔,又手把手教一家人怎么喂养,一直“包办”到卖掉。5月到10月,苗民田跑了十几处市场、养殖场,“快把刀肯家的门槛都踏破了”。

    如今,工作好做多了,苗民田一下子从被牧民拒之门外的人,变成了广受欢迎的人。当地人还给他起了个哈萨克族的名字——“别克”。一到牧区,就有牧民争着拉苗民田进毡房里吃饭。“别克是个好巴郎子!”这在汉语里的意思,是在夸他是个“好小伙子”。

    “牧民们的想法都很朴实,你对他好,他就会加倍地对你好”。苗民田喜欢这里,这个当年跟父母约定“到新疆闯两年就回来”的年轻人,如今已自称是 “吉木乃人”。2008年,苗民田在新疆成了家。

    “结婚的时候,房子也没有,结婚戒指也没买,连结婚照都没拍。我们把最好的感情和最好的年华都留在这儿了,对新疆是那种初恋一样的热爱,怎么还走得开?”

    李翊的老婆、孩子还在天津。每天,他只能通过QQ、短信、电话,让自己感觉“离他们更近一些”。

    201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了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的工作。

    李翊是今年2月报的名,原本在天津市第一医院工作的他,和20几个同事一道,来到了新疆和田。

    “以前对西部就一直有一种向往,觉得很神秘。”这是李翊第一次去新疆,自己所在的于田县,几乎90%的居民都是维吾尔族。

    “第一感觉就是重症病人比较多,特别是呼吸内科的。”李翊说。刚来一个月,他就碰上了一位重症患者。这位72岁的维吾尔族老大爷,肺结核反复发作,在县里、市里治过多次,也只是略微改善。这一次,因为着凉,来医院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意识不清,全身浮肿。

    李翊和科室的大夫们紧急制定了治疗方案,一段时间后,老大爷的病情控制住了,治疗也很理想。

    “亚克西!亚克西!”出院那天,老大爷的家人一直握着李翊的手不放,不断冲他竖起大拇指。这种成就感让李翊很满足,更让他欣慰的是,病人和家属时时刻刻对他流露出的信任和尊重。

    “查房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些家属拿着馕、葡萄干、酸奶硬塞给我。”李翊说,平时看病,一直是有当地同事跟着他当翻译的,“但那时候,那种感觉不需要翻译。”

    这种想法也和苗民田不谋而合。“我特别喜欢有个志愿者说过的一句话,真意和善良是不需要翻译的,你可能听不懂,却可以感受得到。”

    他听到一声叹息:“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买我的馕”

    到今年9月,冉文燊在新疆的时间就整整6年了。每年寒暑假,他就像一只候鸟,在重庆与乌鲁木齐之间来回“迁徙”。这一切都源于冉文燊2008年高考填报的志愿——新疆大学。

    “从上大学开始,新疆这个词在我的心里,就从一个省份的名字,变成了我生活学习的地方。”

    刚上大一时,冉文燊住在一个少数民族宿舍里,自己是土家族,还有两个室友分别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

    “一开始还很紧张,怕自己对他们的习俗不了解,哪里做的不妥影响彼此的关系。”于是,冉文燊开始上网查,或是向其他同学打听,看穆斯林都有些什么习俗,再记下来提醒自己注意。

    “不带饭回宿舍吃,特别是肉类的东西,一起吃饭要去清真餐厅……”这些细节成了冉文燊生活的一部分,“时间长了,就变成了习惯。”

    两位室友都没怎么出过疆,冉文燊就成了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渠道。“一起聊天时,他们经常会问重庆是什么样子的,还去过哪些地方?”从他们那里,冉文燊也知道了不少新疆少数民族的故事。“越了解越觉得新疆是个好地方。”冉文燊说。

    要是赶上“古尔邦节”(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记者注),冉文燊觉得就是在“发福利”了。学校会给每位学生发放民族特色的面包或糖果。室友们每次过完年回来,也会给他大包小包地带回各种吃的。

    “就像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过年’一样。”冉文燊笑了,“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哪个民族,只要大家彼此尊重,互相理解,敞开心扉,相处就一定会是融洽的。” 

    冉文燊也成了家人了解新疆的窗口。每次回家,他就给爸妈看自己新拍的照片。

    “这是伊犁,风景特别美!”“这是我们在那里遇到的当地人!”一张张讲解着照片,冉文燊感觉到,爸爸妈妈也和自己一样,越来越喜欢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啥子时候我们也去耍一下!” 

    但一系列暴恐事件后,冉文燊觉得,他的介绍越来越无力。

    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时,冉文燊放暑假刚回重庆没两天。

    “新疆出事了。”一条短信发了过来。里面的几个字,一度让他觉得这一定是个恶作剧。

    “怎么可能?”虽然迟疑,冉文燊还是心里一紧。他没有顾上回短信,赶紧跑去电脑前查新闻,随后,电视上也开始播送相关消息。

    “当时已经在乌鲁木齐待了1年,对这个城市也产生了感情,突然发生这样的事,觉得特别沉重,很担心新疆同学的安全。”冉文燊说,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之前对新疆的了解都很表面,一些深刻的东西,还了解得远远不够。

    打电话给几个同学确认了安全后,冉文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此时,他的父母也看到了新闻,开始担心冉文燊再回新疆读书是否安全。

    假期结束后,冉文燊回到乌鲁木齐,那种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巡逻的警察多了,火车站出来后一向很好打车的车站也打不到车了。路过一个维吾尔族大叔的馕店时,他突然听到大叔的叹息:“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买我的馕。”

    “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冉文燊说。

    “我们不怕,不走,这里也是我们的故乡”

    “每次发生事情后,整个社会就会给新疆人贴标签,但从我的经历来看,很多维吾尔族人都很善良,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冉文燊说,每次有认识的人问他时,他都会这么跟对方讲。

    赵建明的经历则更直接。

    今年5月22日一早,赵建明正坐在公交车上。车刚进站,一个老太太就冲了上来。“出事了!爆炸了!”老太太慌里慌张,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我刚买菜回来,吓死了 ,好几声爆炸,都吓得不知道往哪跑了。”

    赵建明工作的地方,距离文化宫早市只有两三公里。“忽然感觉,暴恐离我这么近。”赵建明说。

    接下来的几天,赵建明一直在负责搜集相关报道。让他难过的是,事件之后,几起只是因纠纷引起的普通案件,也有媒体特别突出“新疆籍”等字样。

    “许多网民对这点都很不满,我和我的同事也感到很无奈,将人和事贴上地域标签的报道是冷暴力、是歧视。”赵建明说,作为兵团的媒体工作者,他特别想向内地的同行呼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这个艰难的时期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不传播谣言、不报道歧视、不生产暴力。”

    王奕涵也因此而为新疆人鸣不平。 

    “人们对恐怖分子的仇视,也不可避免地给新疆人贴上了标签。”王奕涵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受到外界这样的攻击和歧视。

    “5·22”暴恐事件后第二天,他把微信里的头像换成了黑丝带,支教团里的好多人也都这么做了,这是新疆人民在网上发起的一种悼念逝者的方式。

    “早就不说‘你们新疆’了,要说就说‘咱们新疆’。”他的这句话,还被很多学生转发。

    但天津的同学和朋友是担心的,催他们尽快返程。

    “老师,你们害怕吗?”“你们会提前离开吗?”“5·22”事件后,好多学生跑来问王奕涵。这时,距离支教团服务期满只有40天了。

    “我们不怕,不走。”王奕涵很坚定地告诉学生,“这里也是我们的故乡。”

    初到新疆时,王奕涵曾给朋友写过一张明信片。“这里人们很淳朴,这里的道路只有一条,这里的饭菜只有洋葱土豆西红柿。刚开始还有新鲜感,后来就觉得有些单调,远离了熟悉的环境,放弃一些习惯。”

    但现在,王奕涵笑了:“我觉得物质享受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要有富庶的内心和恬淡的灵魂。”王奕涵说,这个生活了1年的小城,记录了他的成长和收获,他终于明白,老支教人为什么把新疆称为“心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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