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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的好骑手？没错。我的马术比医术更出名。”
79岁的中国高原医学的学术带头人吴天一院士嗓音铿锵，透着高原人特有的敞亮。他登山之矫健、肌肉之结实，让孙儿辈的记者愧得脸红。
“我这身板，是半个世纪在马背上练出来。”吴天一说。
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2006年7月，青藏铁路将全线通车。望着曲曲弯弯攀山越岭的“天路”，吴天一笑了。
2001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恰逢青藏铁路开建。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施工条件最艰巨的铁路项目。每年有数万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作业。
“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我知道，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吴天一说。随后，他担任了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
吴天一将自己数十年高原医学研究成果运用于救治青藏铁路建设者的高原疾病上。在他的指导下，青藏铁路建起23个供氧站、25个高压舱站。他创新性提出“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建立起一系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为了做好群防群治，他在铁路沿线作高原病防治知识的科普报告，撰写《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送到一线施工者手中。
大到氧舱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一事无巨细都关心着。“别小看晚上起夜，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上。一旦感冒引发高原肺水肿就严重了。在我的建议下，带暖气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供建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吴天一说。
5年间，14余万名筑路员工无一人因急性高山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人们称赞吴天一是14万“天路大军”的“保护神”。
14处骨折，镌刻着赤子忠诚
“我是一个粉身碎骨的人。”吴天一语出惊人但实事求是。
50多年的高原科研工作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马背上，在高山、冰川、草地间的调研、义诊中度过的。很多时候，吴天一和队员们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三江源头，蜷缩在单薄的帐房里，饿了就割下冻成冰坨子的羊肉直接吞食，渴了向牧民要点茶喝。
尽管马术精湛，但道路崎岖，险象环生。多次车祸，造成吴天一肩胛骨、髌骨、肋骨等14处骨折。最严重的一次左四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肋骨差一点戳入心脏。
除了14处骨折，为了亲身实验氧舱，他的耳膜多次被击穿。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了。它上可升至海拔1.2万米，下可降至水下30公尺，对高原研究十分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
“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地说。“到了海拔5000多米时，压力下降速度太快。我突然头疼，耳膜‘嘣’的一声穿了，什么都听不见了。”
后来，氧舱实验的结果派上了大用场。在青藏铁路建设中，吴天一提议建设的铁路沿线供氧站、高压氧舱，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人的最佳办法。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氧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他走遍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新疆西部高海拔地区，诊治过上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大量临床资料。
藏族牧民亲切地称他“马背上的好曼巴（好医生）”。
“高原给了我一辈子”
半个世纪以来，吴天一扎根高原，没有离开。
他说，青藏高原太浩瀚，自己太渺小。“好像是我为青藏高原奉献了一辈子，其实是高原给了我一辈子。”
1935年，吴天一出生在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两件事，注定吴天一守望高原一辈子。
1958年夫妇俩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当时，不少知识青年来到青南地区开垦。由于缺乏高原病防治措施，他们有的倒下并长眠在高原，有的无奈返乡。另一件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部队发生了大量急性高山病，不少人沿途倒毙。
当时的情景深深震撼了吴天一。他意识到：防治高原性疾病将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
吴天一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原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
他在我国第一个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率先报道了“成人高原性心脏病”并提出低氧性肺高压的观点；与同事共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在国内率先提出青藏高原最常见的慢性高原病类型“高原红细胞增多症”；他组织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考察队，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获取大量珍贵的特高海拔人类生理资料，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阿尼玛卿山，藏语是‘黄河边上的爷爷山’，山顶海拔6000多米。我马术好，骑马在前探路。调查队员每个人看着前面人的后脑勺，否则看着湍流就晕了。”吴天一说。
穿上白大褂，背起医药箱，走进牧民帐篷……79岁的吴天一，依旧在雪域高原延伸着他义诊的脚印。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