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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叫‘叫停’，叫‘降温’。”6月6日，在天津出席于家堡论坛的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孙元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国内多地争相申建自由贸易区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我们从来没说停止，但是要把温度降下来。”
去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28个地方陆续提出了建设自贸区的计划。孙元江坦言，其中有些地区是盲目的。“他们认为自贸区是中央或国务院给地方一些优惠政策，所以有了一哄而上的效应。”他说，建立自贸区的主要目的是搞制度创新，是有风险的，需要设计配套措施，而盲目申报相当于不知水有多深就去“试水”，可能对当地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很多地方希望借此机会“圈地”，这也是中央政府严厉禁止的。
于家堡论坛今年的主题就是“自由贸易区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杰拉尔德·格林斯通在论坛上指出，他注意到，中国至少28个城市想建自贸区，这是让人惊奇的。这表明对上海自贸区的“扭曲效应”已经显现，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的目标。在上海设立自贸区并非希望所有的跨国企业把总部挪到上海那么简单。
格林斯通目前担任英国政府关于中国自贸区政策的国际专家咨询小组主席，负责为上海自贸区提供建议。他认为，自贸区实际上是中国全面铺开改革前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应该能够复制到全国各地，很多外国评论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认为，对内建立自贸区，对外积极开展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协定谈判，从而建起良好的自贸网络，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孙元江对此解释，自贸区和国家的自贸协定是不同的概念，但有很多相通之处。入世之后，中国以市场换市场，带来了市场开放的红利，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但十多年后，这种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市场的红利释放完后，重心转到制度红利。以往自由贸易谈判的重点主要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要求降低关税等，而现在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延展到规则领域。今天再谈关税减让，“就像出租车的起步价”，必须要谈，但在此基础上还有很多领域，如电子商务、反腐败等以前被认为与贸易没有直接关系的议题都会纳入贸易谈判。
在他看来，自贸区试验的很多东西，恰好是对外自贸谈判所需要的。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更多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核心内容是制度创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查找我国在规则上的差距。很多地方虽然在热情地申请建设自贸区，但却不能真正理解自贸区到底干什么、为什么要申请。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外高桥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基地主任周效门认为，改革到了今天，“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再向中央要政策要优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地方政府应该去做那些“中央想叫你做，而且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他说，这是自己身处政府研究部门的一个体会。
他举例说，上海几年前率先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财政收入一年减少300亿元左右，但是服务业的“蛋糕”因此做大了。如果一开始就去向中央要补贴，很难推出这项改革。
据周效门介绍，上海自贸区诞生8个月来，按照中央的要求，已初步总结出投资自由化、贸易管理、金融国际化、工商制度改革等4个方面可复制推广的30条经验。
2013年，上海自贸区首次公布了外商投资的190项“负面清单”，很多人认为这份清单太长，限制范围太大。今年，负面清单已缩到130项。“负面清单有个特点，就是你不能倒回去，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撤。你这些措施想好了，一旦制定后，不能增加内容，只能越来越放松管制。”孙元江说。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提醒，上海自贸区承担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探路的角色。名为“试验区”，因为可能产生成功经验，也可能会有失败教训。
龙永图指出，那么多地方要搞自贸区并不现实。很多人都在关注上海自贸区——这里的试验越成功，其他地区获准建设自贸区的可能性就越大。
本报天津6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