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顶着炎炎烈日，上海市上海大学市北附属中学的体育老师王嘉庆一身长衣长裤，满头大汗。在一群教育局专家、资深体育老师面前，他给中学生们上起了自己并不怎么熟悉的武术公开课。
为了上好这堂课，这个足球专业的毕业生准备了整整一个星期，很多时候，他不得不把一堆教学文本带回家去钻研。工作不到3年的他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评比机会，“很多体育老师干了十多年，都没我这么好的展示机会”。
今年5月，上海市教委启动了一项针对中小学青年体育教师的教学评选活动，与之同时开展的，还有针对青年体育教师的“活力园丁”评比。后者是上海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的非竞技类特色活动。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王平介绍，这是上海第一次大规模开展针对青年体育教师的评优选拔工作，未来，给青年体育老师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
“史上最好时代”的评优机会哪儿去了
上海市特级体育教师高峰当了43年的体育老师，他告诉记者，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为节点，如今的青年体育教师已经迎来了“史上最好的时代”。
以上海市正在进行的中小学青年体育教师的教学评选活动为例，高峰说，这种专门以“青年体育教师”为主的评优机会在过去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儿，“以前体育是‘小三门’，体育老师也很少有机会参加评优，更别说是青年体育老师了”。
王平告诉记者，上海市教委从2013年至今，搞过体育教师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输送优秀教师赴美学习，还搞过体育教师分层次培养工程，并举办过学校教育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等。加上最近一个月正在进行的青年体育教师教学评选和“活力园丁”评选活动，针对体育教师的评比其实并不算少。
但记者了解到，尽管机会不少，但把这些机会撒向上海7000多名中小学体育教师时，体育老师们仍感觉“评优的机会太少”。其中一个原因，或许与基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未能用足够的时间进行“海选”有关。
以正在进行的中小学青年体育教师教学评选活动为例，根据上海市教委的要求，这项评选应当由每个区推荐两名优秀青年教师参加评比，区里推荐参评的依据应当是区内选拔后的优胜者。也就是说，如果严格按照上海市教委的要求进行选拔，全市大部分有意愿报名的青年体育教师都应该获得参评的机会。
但一名参加评比的体育老师告诉记者，自己是临时接到上级通知，临时备课参加评选的。他并没有参加过“海选”，也没有参加过自荐报名活动。而得到区教委推荐的理由，连这名老师自己都说不上来，“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重视体育教学吧”。
这位老师毕业于上海一所体育专业大学本科，他的不少同学毕业后都在上海的中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与其他同学相比，因为他所在的学校比较重视体育，他参加评比的机会就相对多一些，“我的一些同学，因为干着觉得没什么劲头，就辞职下海了”。
体育老师一节课等于文化课老师半节课
困扰青年体育教师的另一个问题是“收入”。体育老师与文化课老师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由来已久，借着中央重视学生体质锻炼的“春风”，一些资深体育教师觉得这件事儿有必要再提一次。
“自打有体育课以来，就一直是同工不同酬的。”徐阿根在上海一所市重点中学当了几十年体育老师，提到薪水问题，他总忍不住要为青年体育教师吼一嗓子，“我们学校体育老师上14节到16节课，拿到的绩点才相当于文化课老师上10节课的绩点。”
与“绩点”直接相关的，是教师工资。据记者了解，徐阿根所在学校给体育老师的绩点还算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后来体育教师出身的徐阿根当上了这所学校的校长。但在更多的学校，毕业班语文老师上一节课算1.5个绩点，而同样40分钟时长的体育课，却只有1个甚至0.8个绩点。
对于这一点，就连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也毫不讳言，“打个对折算分还是客气的，有的学校体育老师上大课、活动课和课间课，连分都不给算。”
王登峰告诉记者，课时绩点是每个学校自主设计的一种教师工资计算方式，教育部对于“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并不支持。但学校发工资是学校自己的事儿，不易规范。
尽管竭力为青年体育教师“打抱不平”，但资深体育教师高峰还是要劝年轻人们一句，“如果不能接受同工不同酬，没有一点奉献精神，还是不要来学校做体育老师了。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
老一辈的体育教师似乎早就习惯了谈“奉献”，但年轻人可未必买账。
青年体育教师大华（化名）每周要上20节课，拿到的薪水却只相当于主课老师上11节课的量，月薪不到5000元。他不得不在双休日出门“挣外快”，有时做篮球裁判，有时训练企业里的篮球队，有时到体育培训机构帮朋友顶两节篮球课，“年轻时还行，但以后就不好说了”。
评价机制如何“倒逼”尴尬现状
针对上述问题，王登峰认为，这还是一个评价机制的问题。
“我们在考核一个学校时，是不是把学生体质健康算作一个考核标准了？学生视力不好，评价不评价？学生肥胖率高，会不会扣分？”王登峰说，学校目前对于体育教师不公平的评价方式，主要也是依据体育教育的重要程度来进行核算，如果体育教育像语数外等主课一样，中考算分，高考算分，评定学校等次时算分，那么体育教师的收入自然会有所调整。
根据教育部的说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程没有主课和副课之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主、副之分明显。
较为极端的一个案例发生在经济发达省份浙江，杭州市某小学的体育教师钱老师刚刚当上班主任，就受到了全班学生家长的抵制而被迫“下课”。家长们的理由是——体育老师当班主任，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体育教师施俊峰当过班主任，也当过教导主任助理，还以上海市优秀体育教师的身份到美国去学习过。他告诉记者，尽管中国的体育教育现状与美国仍存在差距，偶尔还会有“学科歧视”的现象，但现在，大多数70后家长已经开始“真心关心孩子体质问题”了。
除了家长逐渐改变观念之外，一些地区也开始通过评价机制的改变，来尝试“倒逼”学校改变体育教育和体育教师的尴尬现状。
2012年，北京市政府首次将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抽测结果纳入了考核区县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虽然只占100分中的1分，但引领作用明显。此前，密云县已连续6年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排在北京市第一位，正是因为县政府把体质健康测试纳入每所学校和校长绩效的20%来进行考量。
而浙江省正在采取用大一新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来“倒逼”中学体育教学方式的改变。按照大一新生的体测成绩来对生源地和高中进行排序，并做成白皮书，连续3年向社会公开。
云南省，2011年就将中考体育分数从50分提到了100分。
王登峰介绍说，现在全国几乎所有地区的中考都有了“体育加分”这项政策，只是所加分值各有不同，考核办法各有不同。一旦教育部形成一套科学客观的“中考体育加分”政策，未来，这套政策就很有可能成为“高考体育加分”的初中版蓝本。届时，无论是青年体育教师的评优培养，还是体育教师与主课老师的同工同酬问题，都有望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本报上海6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