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松江：家庭农场吸引年轻人“回家种地”

    没能申请到明年的家庭农场承包经营权，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赵王村的村民老赵（化名）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在刚结束不久的“赵王村新一轮粮食家庭农场合同到期调整”过程中，年届五十的老赵不得不与一群三四十岁、甚至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竞争”——40人争夺18个“指标”，每个人都要在村民选出的9人评议小组面前进行“面试答辩”。

    记者查询赵王村2015年家庭农场经营权获得者资料发现，18名“中标者”中45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有14名，其中80后5人，最年轻的“家庭农场主”年仅27岁。

    据了解，上海松江早在2007年就试点“家庭农场”承包经营，是全国最早吹响“家庭农场”号角的地区之一。“松江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市、区两级政府通过大力补贴农场承包户，以给农民一份“体面的”收入。

    以“政府砸钱”为特点的“松江模式”曾一度被指“不可持续”、“不可复制”，但在坚持7年以后，确实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走上了“回家种地”的道路。这又似是对“未来谁耕地”问题的一个有力回应。

    在村民代表面前“面试答辩”

    尽管是一名“三峡移民”，但从2012年开始，现年40岁的管太平就在赵王村承包了家庭农场。他和所有赵王村的本地村民一样，要经过申请、核批，还要在村民代表面前“面试答辩”。

    记者注意到，几乎每个申请家庭农场的赵王村村民都会像管太平一样，抖落抖落自己的“家庭背景”，说说孩子在哪儿上学，妻子（丈夫）在哪里干活儿，家中老人如何照料等等。

    赵王村党总支书记朱明强说，“家庭背景”正是他们所看重的一个重点，“家里人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关系到承包户能花多大的心思在土地上，关系到他是不是会注意涵养土壤，关系到他能对这片土地‘负责’多长时间、‘负责’到什么程度。”

    在赵王村上一轮2012年至2014年的“家庭农场”试点中，管太平履行了90亩家庭农场的承包经营合约——三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涵养土地的绿肥（即紫云英——记者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植“二麦”（即小麦、大麦——记者注），还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用来进行“深翻冬化”（深翻过冬使土壤冬化，消灭杂草和病虫）。

    他为每亩地支付了780元的年租金（按照亩产525斤稻谷的标准，以当年度粮食部门稻谷收购价为标准计算——记者注），算上各类政府补贴，他一年挣了7万多元。

    朱明强说，赵王村所有2274亩土地已经100%流转到村委会，今年村委会将土地分成18块，每块面积100亩至150亩，明年将进行新一轮分配。他经营100亩土地一年的收入有七八万元。

    一批年轻人加入申请者队伍

    对于村民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33岁的庄竹林把自己和妻子在松江城区的工作都辞了，铁了心要回来种地。按照赵王村的规定，家庭农场申请者必须辞职回家全职种地，申请时就要递交辞职证明，如果经评审申请不通过，辞职行为风险自担。

    庄竹林和妻子原本在松江城区工作，一个月两人加起来才挣五六千元。为了孩子读书，夫妻俩又贷款40万元在松江城里买了一套房。

    拿下106亩地，就意味着，他只要按照既定的“三三制”政策来办，就能获得一笔数目不小的补贴。

    记者查询松江区农委网站发现，2010年时，家庭农场现金补贴包含农资综合直补每亩76元、水稻种植补贴每亩150元、土地流转费补贴每亩100元、家庭农场生产管理考核补贴每亩100元、绿肥种植补贴每亩200元。上述626元补贴中，来自区级财政的补贴额度为320元，其余经费来自中央财政和市财政。

    此外，还有物化补贴，包含药剂补贴、水稻良种补贴、二麦种子补贴和绿肥种子补贴，均以实物形式发放；另有保险费补贴，含水稻保险和二麦保险两类。

    记者注意到，如果严格按照“三三制”种100亩地，把“二麦”替换成“水稻”，能把所有补贴都拿齐，这样光补贴就可以拿到39150元。也就是说，松江家庭农场主那份“体面的”收入背后，来自政府的补贴功不可没。

    村支书朱明强一路见证了家庭农场从“无人问津”到“抢手”的整个蜕变过程。

    2008年第一轮试点，村委会要一家一家地做工作，“求”着村民承包一块地，但最后还是有五六百亩地承包不出去，只能让村办合作社来“救个急”；2010年第二轮试点，申请人数和供给户数刚好凑齐，村委会也做了一些工作；到了2012年，有32人申请家庭农场；再到2014年，40人申请，“录取”18人。

    令朱明强高兴的是，今年的“竞争”尤为激烈，一大拨儿年轻人加入了申请者队伍。像庄竹林这样的“壮劳力”是村民们最乐见的申请者，“年纪轻、有脑子、有体力”。

    “砸钱”补贴政策悄然转变

    吸引年轻人“回家种地”的同时，“松江模式”的家庭农场，也受到舆论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这样“砸钱”的补贴政策究竟能持续多久？这种“砸钱”政策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被复制？

    质疑声中，记者注意到，松江调整了家庭农场的补贴政策。2010年时每亩100元的土地流转费补贴，在2011年的文件中显示，已被提高至每亩200元，较原先翻了一番。但这一补贴“大头”的性质从原来的“直补”改变为“生产管理考核性补贴”，区财政会“根据考核结果发放补贴”。

    “考核”内容涵盖茬口安排、外围沟清理、秸秆还田、夏熟作物生产管理、水稻生产管理、向区国有粮库交售稻谷等6个方面。“考核”满分为100分。90分及以上者，补贴200元；70分至90分者，补贴150元；60分至70分的，补贴100元；60分以下的，不补贴。

    同样是“砸钱”，松江似乎总结出了一种更为科学的物质激励方法，以鼓励、监督家庭农场主的耕种行为。

    然而，由此而来的另一个疑问是——“家庭农场主”究竟应该是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种什么、怎么种的“农场主”？还应该是一个按部就班按照地方政府意愿种地的“打工仔”？记者注意到，松江区政府实际并未限制家庭农场主种什么、怎么种，而是用“诱人的补贴”来引导家庭农场主多种水稻、多养护土地等。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曹东勃曾在松江南阳村调研近一个月。在他看来，政府给“大额补贴”是件好事，大额补贴之下，年轻人一拨儿一拨儿往回跑也是现在的既成事实，“地方政府能有这个韧性一直给补贴也不容易，应该鼓励为主。如果能先用补贴吸引年轻人回来，今后再慢慢培养他们在土地上创收的能力，也未尝不可。”

    曹东勃关注的问题反而是“政策如何落地”。他告诉记者，他曾见过30岁出头的年轻人申请家庭农场，但实际由父母经营管理的情况；还有一些自己不会使用农机的年轻人，每年用补贴的钱雇人干活，刨去雇人成本还能挣一些。

    对此，朱明强告诉记者，现在每个村都成立了家庭农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且每个家庭农场承包户都有一年“试用期”，如果被发现违规“骗补贴”的情况，将取消其承包经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