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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眼里抛弃行政级别的这种“傻事”，杨国平这辈子干过一次。以此为起点，他一路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从70年代一个“傻了吧唧”专干苦活儿、累活儿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到后来成为上海煤气公司液化气管理所的专职团总支书记，再到后来抛开正处级级别、从舒适的办公室走进由废旧公交车改造的“会议室”创立大众公司，杨国平一路走来，对团干部们关心的“转岗”问题，算是有一些发言权。
无论转岗去哪里，都要先自学一些“经济学”
5月27日晚上，在上海市十杰青年评选大会上，杨国平以“老十杰”的身份来到现场。他对共青团的感情，从每次必到青联活动现场的表现中，可见一斑。他给中国青年报记者递来一张名片，名片上的“专业身份”是“高级经济师”。
如果不是被记者问起，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手头掌握着沪上知名出租汽车公司的行业“龙头老大”，其最初的专业背景竟会是与经济八竿子打不着的“自动控制”。
1973年，杨国平高中毕业，被分配到了上海煤气公司液化气管理所。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液化气所的青年突击队里搬砖头、运黄沙、搅水泥，参加没人愿意干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工作积极，他还被选为这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
“自动控制”专业就是杨国平工作初期，读“业余大学”时选择的专业。因为表现好、爱学习，23岁那年，他就被组织看中，当选成为液化气所的团总支书记，正科级别。
杨国平别有一份敏锐的洞察力。1992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提出下一步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指导思想是——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
《通知》一出，杨国平就发现，自己似乎应该多学一些经济学。彼时，他已经从液化气所被选去了上海强生出租汽车公司，“让我去就去了，觉得是个不错的转型机会”。
第二年，他报名读了上海交通大学的MBA专业，成为上海交大MBA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因为名称新奇，当时很多人不敢尝试MBA这个新鲜事务。但杨国平却觉得，这是一个接触经济学知识的好机会。
他给那些想着转岗的团干部们“支招儿”——无论转岗去哪里，都要先学一些“经济学”，“去企业、去其他政府机关，都要懂经济。可以报名读个书，也可以到学校里旁听学习，多少要懂一些，这等于为转岗增加了一个新的平台”。
转岗不要只盯着“级别”
对于转岗过程中的“行政级别”问题，杨国平建议团干部们“看淡一些”，关键要看工作平台本身的价值。
他当时从液化气所团总支书记转岗到强生出租汽车公司，相当于从一个“铁饭碗”单位转到一个新兴行业，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看好；而后来又从强生出租汽车公司党委书记“转”去大众出租汽车公司创业，又相当于从一个国有企业转到一个股份制小公司，没有什么退路。
杨国平至今仍记得自己刚从强生公司党委书记办公室走进大众公司时的“落差感”。
“原来是一个人一间的大办公室，到了‘大众’啥也没有了，开个会还得在废旧公共汽车的车壳里。”杨国平回忆，大众公司初创时期，完全是“借钱”起家，上海一汽公司给了200万元买车，“大众”向银行贷了5090万元。
那段日子，杨国平从舒适的强生公司办公室转战废旧公交车的车壳子，正处级干部“下海”，百感交集。每天一睁眼，营业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来偿还银行贷款。
上海的天气常常冷不丁地就下起雨来，每次下雨，杨国平就不得不打着伞坐在“办公室”里开会，“这破公交车漏水漏得厉害”。
杨国平说，现在的环境，比过去好了很多，团干部们“转岗”的空间其实也比过去大了不少，没有必要再拘泥于“级别”问题。“尤其是那些有意转岗到企业的团干部，企业里对级别问题其实挺淡化的，关键看你能有多少本事”。
“转岗”扔掉级别后，在共青团系统练就的“协调能力”是杨国平最为受用的一项本领，“以前是跟团员青年打交道，后来要跟素质参差不齐的出租车驾驶员打交道，还要同政府部门打交道，靠的就是协调能力”。
转到新的岗位上，杨国平建议团干部一定要学会“缺什么就补什么”，不断加强学习。“像我刚转到出租车行业时，就是成天研究调度系统、收费系统、车辆管理、驾驶员队伍管理，一有空就要到队里跟驾驶员们打成一片”。
转岗去企业，团干部要学点“铁腕”方法
杨国平注意到，现在有不少团干部“转岗”到了企业工作，“这本身是个不错的趋势，企业都很欢迎年轻人来，但从共青团工作转到企业，团干部们要学的还有很多”。
企业的情况，要比“跟青年人打交道”复杂得多。刚到大众公司那会儿，杨国平就因为“团干部没经验”碰过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曾一度掀起有关“姓社、姓资”的讨论。大众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在一些老专家看来，存在“姓资”的政治风险，“很多老同志找到我，说这事情还是应该缓一缓”。
但年轻的杨国平带着一股子“团干部的闯劲”非要把大众公司“改出一个样子”来。尽管后来大众的股份制改革得到肯定，但在当时情况下，杨的做法风险不小，“有人会说这就是团干部，没经验”。
杨国平正式进入企业管理层面后，大众又遇到了危机。最为严重时，一辆大众出租车开在上海的大街上，“身边”会被两辆“黑车”夹击，“欺行霸市，不让你正规公司做生意”。
杨国平回忆，大众公司创立之初，出租车行业“不正之风”盛行。那时，没有统一的计价器、没有路码表，车子跑一趟单程，司机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有时因为路途遥远，司机还会收取往返一趟的路费。
那时的消费者，没有“权利”可言。年轻人结婚要预约用车，往往要在出租车公司门口排一整个通宵的队，车辆调度室的调度员可以给“熟人”开后门优先用车，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可以给朋友用车“塞条子”。
“像我团干部出身，以前接触的都是高素质团员青年，现在要纠正、整治这股不正之风，怎么办？不拿点魄力出来不行。”杨国平是上海市出租车行业引进标准计价制度的“带头人”，大众公司也是最早提出“32字标准服务”理念的出租车公司，企业声誉上升的同时，也招来同行司机以及黑车司机的嫉恨。
当时，铺天盖地涌向杨国平的，除了各种全新的公司制度理念，还有“大众出租车被夹击”的新闻。后来，在公司努力和舆论监督环境下，上海市公安、工商、交通等部门联手强势打击“黑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还给市场一片蓝天。
1991年，在全中国没几个人真正懂得“股份制”意义的情况下，杨国平又把“股份制改革”研究了个透。当年11月，大众公司派发股票预约券，股民通宵排队的热闹景象再现。
直到今天，杨国平还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我们最近在和特斯拉对接，想鼓励在出租车行业使用电动车，保护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