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海峡的“父子情”

    朱捷干的“傻事儿”，别人乍一听都不会相信。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时间里，这个工商银行上海普陀支行的小伙子一直照顾着一名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台湾老人，直至老人去世。这个“傻傻的”上海小伙从最初出于好心帮老人注射胰岛素，到后来“忽悠”全家一起照顾老人，自己出钱为老人租房，全程没拿老人一分钱好处。

    来自台湾的这位老人叫杨银岳，一生坎坷，晚年又与子女失去联系，携老伴一同回到大陆在上海定居。因为要在工商银行办理存款兑付业务，杨银岳夫妇认识了银行的大堂经理朱捷。

    2002年，杨银岳拿着一张既没有写着自己名字又不知道密码的存款单到工商银行曹杨新村第二支行寻求帮助。这单银行完全有理由不受理的业务，被朱捷以个人身份“接”了下来。

    在得知老人将美元存款都打入了上海远房侄女账户，侄女却因为各种原因不愿兑付现金时，朱捷决定帮老人“维权”。这个毫不相干的银行经理，带着老人去街道、居委会寻求帮助，最后在多方斡旋之下，老人的远房侄女将钱还了出来。

    一句“以后有事随时找我”的客气话，让杨银岳老人当了真。此后，他把所有的积蓄都存进了工商银行，每次来办业务都找朱捷，有时不办业务，路过银行也会来找朱捷聊上两句。

    得知老人身患糖尿病，每周要打三四次胰岛素并且每次打针总要花费半天甚至更长时间后，朱捷自告奋勇揽下为老人打针的活儿。朱捷曾在部队当过卫生员，注射胰岛素对他而言，只是举手之劳。自此，每周总有那么两三天，他会在下班后，先骑车到杨银岳老人家里为其注射胰岛素，有时还为二老提供一下按摩服务。

    2005年，二老要回浙江慈溪老家定居，朱捷陪着老人一起出售了他们在上海的房产，并在2007年、2008年两次专程前往慈溪探望二老。

    但在2009年的一天深夜，朱捷接到一个电话，“小朱，我回上海了，活不下去了。”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那个跟他煲电话粥一煲就是两三个小时的杨银岳老人的声音。接到电话，小朱二话没说，问清地址连夜赶到老人租住的临时住所。

    见面后得知，老杨的妻子已经在慈溪病故，他本人在慈溪“被人骗了”，在家还受到钟点工的欺负。朱捷并不了解老人家庭变故的细节，但他在此后的日子里，每周至少带着儿子去探望老人两次，陪他散步聊天、带他洗澡、给他做饭、整理房间。

    2010年，老杨的一次唠叨点醒了朱捷，“小朱，我现在这么一个人，死了都没人知道。没准哪天你一进门，就看到我已经死在屋里了。”这句话，让朱捷的鼻子酸了很久。回家后，他跟妻子、母亲商量，“要不把杨伯伯接过来一起住吧。”

    于是，朱捷给老杨在自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每月月租两千元、外加3万元装修钱，全都是他自掏腰包。自此，杨银岳老人过上了晚年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上，朱捷6点半出门上班前，都会在老杨窗户边吼上一嗓子，“杨伯伯，杨伯伯。”里屋的老杨，一般是两种状态，要么大声回应，“我很好很好，你快上班去”；要么不作声。如果没有回音，朱捷会拿钥匙开门看看。大多数情况，老杨开着电视，躺在沙发上睡得很熟。朱捷摸摸他的体温、脉搏，确定没事后，给老杨关上电视，盖条毯子再走。

    晚上下班回家，老杨会早早地在家门口等着小朱，“走走走，赶紧上楼吃饭去。”杨银岳每天都在小朱家吃饭，每隔几天，小朱的母亲还会带着钟点工到他家来打扫卫生，全程陪同。

    吃完晚饭，只要见小朱没事儿，老杨就会拉着小朱聊天。他的故事，一般都是从1948年开始说起，因为他后来听力不好，小朱几乎没法儿与他对话，只有倾听的份儿。聊到夜里快睡觉时，老杨一声令下，“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回去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老杨去世后，在老杨家为他收拾遗物的过程中，他的台湾战友徐明老人，一度为这段跨越海峡的“父子情”感动落泪。老杨穿过的衣物口袋里，到处散落着小朱写的白纸条，“老人名叫杨银岳，如遇到请联系朱捷，电话……，有重酬”；老杨的置物架上，摆着厚厚一叠记账单，“某月某日，向小朱借了××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运遗体时，朱捷以儿子的身份抬起老人的遗体。

    受老战友委托，负责保管杨银岳老人退伍补贴并处理其生前“债务”的徐明老人，曾多次要求将房租、生活费、身后事等费用还给朱捷，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就是朋友帮朋友，不要钱。”在徐明老人的一再要求下，朱捷最终只接受了被老杨白纸黑字记录在册的7000元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