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薛逸凡是个90后女孩，但不喜欢拍照，也不喜欢晒照片，这一点可能是她和所学专业——古生物学之间听上去为数不多相契合的地方。
因为一张“专业只有一人”的毕业“合影”，这位北京大学2014届古生物专业毕业生，连同她的专业一起走红网络。
照片里，薛逸凡面无表情，一副醒目的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眼镜框上边儿和眼睛重合成一条线，像极了漫画里痴迷于恐龙研究的女科学家。这也是陌生人对她常有的第一印象：严肃，冷漠。
但就像外界对她所在专业的种种猜测那样，“是否一个人上课”、“永远的专业第一名也是最后一名”、“奖学金全拿”、“十几个老师围着一个学生转”、“教育资源浪费”，对于这个在熟人面前也能表现得就像“刚从精神病院里放出来”的女孩，人们也知之甚少。
在6月18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薛逸凡说自己对星座很感兴趣，不论是高二就已认定大学报考古生物学专业，还是早在大二就已下定出国的决心，她身上的那股冲劲儿都合乎自己对白羊座的理解：勇敢，以及“大胆地跟着自己的喜好走”。
小时候，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她常装作大人的模样去和别的同学解释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即使有时说得不对。她还记得有一种花，味道闻上去很糟，她告诉别人“这样的花会吃人”。久而久之，她发现自己的“理论”说服不了别人，甚至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于是开始寻找答案。
而那些最初的答案都是从纪录片甚至是动画片里看来的。至今，她都记得自己曾迷恋的那些动画节目的名字，《猫和老鼠》、《黑猫警长》、《西游记》等，伴随着她六七岁童年的电视节目还有《探索》、《荒野周末》这样的纪录片。
和当时的同龄孩子一样，薛逸凡也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这些节目。但有所不同的是，她的父母从不规定“只能从几点看到几点”，有时她甚至可以抱着作业本盯着电视看。
尽管她把眼睛看成了高度近视，还看坏了家里的两台录像机、两台VCD机和一台DVD机，父母还是依然一如既往地买光盘。
在薛逸凡的描述中，父母从未要求她“该去干什么”或“不要去干什么”。快3岁时，她喜欢上了画画，父母便支持她去学画画。那时的她说自己想当画家，父母只是点点头说，你喜欢就好。
“就像小孩子，你的手脚想要伸到哪里的时候，父母没有拿襁褓给你包住，这样你就伸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坏处，他们不会过多的干涉，如此便给了我很多空间去探索。”薛逸凡说。
再到后来，已经踏入高中大门的她，再次被BBC纪录片里有关恐龙和水里游动的巨大生物震撼，她的兴趣“指南针”开始跳动：还是读古生物学吧。
但决定并未因此而做。在高二的一次全国生物竞赛期间，薛逸凡听说了有关生物专业的一个细节：学生物的一定要上生物实验课，解剖动物，听后她就傻了，如果是蚯蚓等无脊椎动物尚能应付，但面对小白鼠、小兔子这些脊椎动物，“真是下不了手”。这个因素曾一度让她“拒绝”古生物学。
然而，回过头来看，谁都无法预料当初的决定是对还是错。即便是到了大二，薛逸凡也有过一次“强烈”的换专业念头。正如她后来在回中学母校——北京十一学校时所说的，“整个专业只有我一个人，有着极大的课业压力和孤独感”。
那天，薛逸凡拿着已经填好的转专业单子，在北大元培学院的楼外来回踱步。她甚至已经想好了：“如果换了专业，自己要恶补哪些课。”
同学提醒她：“在大学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还能学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多，你干嘛不坚持下去？”
最终，她还是回到了教室。
一个人的专业照片走红后，不少外界的猜想和质疑很快传到薛逸凡的耳朵里。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带有思考性的问题，比如中学与大学的过渡和衔接，同样是在中国高考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薛逸凡为何能够在高中就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大学依然持续？
她不否认知识大爆炸的今天，电视和书本让她越来越早地从信息的海洋中去找寻自己的兴趣点，而即便是到了大学，TED这样的网络公开课依然可以为她所用。
但是，真正让她跨过中学和大学鸿沟的远非“兴趣”这么简单。
薛逸凡总结过很多次，为什么自己可以从大二时的“孤独感”和“巨大的压力”下走出来：一个是兴趣，另一个也是她更为看重的在于“独立性和自主能力”，这是她从高中就培养起来的。
中学时期，她并非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初中时她一度排在班级中下游，“50个同学能排到25名就是好成绩”；到了高中，这种情况变了。
薛逸凡还记得，那个下午的自习课上，整个班级里没有一个老师，课表上也没安排任何课，但身边的同学或在奋笔疾书，或是看书。课前，薛逸凡和同学领到了自习任务，而自习的成果将在后续的课程进行测验。
刚开始，薛逸凡也觉得老师真是既懒又狠：不教她们，还考她们。但久而久之，她发现所谓独立思考的习惯已经养成。“没有人对你负责，什么问题不会了，老师都在办公室里等着，自己去找他们。”
如今，舆论关注到她在大学期间的教育资源浪费问题，比如所谓的十几个导师围着她一个学生转，但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实的情况是她自己主动一个人“围着”十几个老师转，只是保持着以往问问题的习惯，有任何想问的问题都能找到合适的老师去解答，而这些所谓的十几个导师其实也只是一个科研工作室的老师。
中学的挫折也让薛逸凡提前体会到了“落差”。北京大学每年都会给优秀的新生颁发奖学金，尽管高考时薛逸凡考了664高分，但在海淀区只排在100多名，更不用说整个北京市的排名。到了颁发新生奖学金的日子，寝室里其他几个同学的床铺都是空的，而隔壁几个元培学院的同学也都不在。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些人都去领奖了。
这让她再次想起从小学刚升初中后的那段日子，“就像一下子遇到了全北京的学生尖子”，“全是精英”，“怎么办？”
一年之后，薛逸凡以学院第11名的成绩，赢得了其在大学的第一份奖学金。
“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因为我一直都不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知道落后或是暂时的挫折没有关系，才会一直努力。”薛逸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在薛逸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后，有一种声音对此持怀疑态度：大多数孩子都在高考这条独木桥上挤破脑袋寻求命运的改变时，像薛逸凡这样在本科阶段就读着像古生物这样对科研资质要求很高的专业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正常吗？
薛逸凡以自己所熟悉的生物学里进化论的概念为例说，我们经历了或者还在经历着一种为了社会需求、他人的眼光去选专业、学习的工业化高等教育阶段，但我们何时才能进化到为兴趣而学的小时代。
“我生来可能不想去北大当科学家，只是想做一名军人，想去做高级技工，但只有当这些发自内心的想法，真正可以大声的喊出来，又能被社会所接受和欢迎的时候，才不会再有那么多的人都去大学挤破头。”薛逸凡说。
如今，薛逸凡毕业了，她的选择是，继续攻读和本科专业相近的计算生物硕士，录取她的学校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本报北京6月19日电
相关视频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习生 马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