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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睢宁的社会信用体系，再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争议。
这一肇始于2010年的改革，政策初衷是为了改善民风。据新华社报道，睢宁全市114万人每年根据分数，会被划为ABCD4个信用等级，然后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比如，A级者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会得到优先照顾。
时任县委书记王天琦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策目的是用大众信息公开和大众信用评级，来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他认为，失信成本太低，已影响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使社会价值观的底线濒临失守。只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清除盲区、堵塞漏洞，最终实现“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的良性局面。
但4年后，此改革一经媒体再次“聚光”，仍逃不出舆论浪尖的命运。
中青舆情监测室梳理发现，从媒体报道看，这一体系4年来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
比如，“慢慢闲逛的蜗牛”就认为“睢宁是在建立信用评级制度的探索中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尽管“也许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网民“温情”则用一系列反问句，表达了自己的赞同立场：“这个制度不好吗？你闯红灯了不该扣分？你做好事不该加分？你考试作弊不该扣分？你参加公益活动不该加分？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观日趋下降，这样的模式至少在形式上会起到约束作用。……这种利大于弊的事情，不知道那么多网友在害怕什么呢？”
但中青舆情监测室看到，与4年前一样，持上述观点的网民并不在多数。一份来自新浪网的网络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66.5%，对睢宁此举持“不赞同”态度。
梳理发现，两大争议让睢宁的此项改革蒙上阴影。
争议之一是，政府是否有资格将民众划分等级，并将社会公共服务作为奖惩的手段？
网民“永远的大武”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他说：“市民纳税供养政府，政府受雇服务于市民。本应是市民为他们的政府雇员打分评级，反倒成了政府利用手中的公共管理权力，为主人评分评级。”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奖惩标准的设置。比如在睢宁社会信用体系中，“招商引资”能加分，“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利用网络、短信诬告他人”等，则会扣分。这让不少网民将睢宁政府的做法解读为“发放‘良民证’”。
“逆来顺受的才是良民，敢揭露政府不足的就是刁民？”网民“踏雪寻尘”认为，如果后者因此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享受不到正常待遇，此信用等级的标准就十分可疑。
还有部分网民直言，从评级规则看，部分条款的设置“仅是为了政府方便治理”。网民“信用管理部-姜超”说：“制定的相关规则，其约束内容多数是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的，所有不利于政府管理的行为，都会扣分。这是把社会信用体系，变成了‘政府治理模式’。”
在网民“李-建广”眼里，睢宁的做法，有几点不得不深思：“得分扣分，标准谁定？信用等级还是人的等级？道德绑架还是诚信创新？说到底，信用体系是为了市场、保障自由和服务人民而设的，万不能借信用之名、行管制之实。”
中青舆情监测室看到，围绕睢宁模式的争议，被京华时报的评论总结为“现代社会信用系统”和“传统的政府治理”两套逻辑的杂糅。
该评论称：“将维稳与信用评价结合起来，将政治待遇与公共权益结合起来，这等于在睢宁的社会信用系统上打上了‘中国式’标记，让人们很难以单纯的眼光看待它。”
对这一褒贬不一的改革举措，究竟该如何完善与匡正？中青舆情监测室梳理发现，“去政府化”和增加公众参与，是舆情中对睢宁社会信用体系提及较多的两点建议。
“大家把‘信用评级’和‘三六九等’画上了等号。信用评级理论上大家的起点应该都是平等的，现在就是缺少了信用体系，才使得那些诈骗、碰瓷笔笔皆是。”网民“秋风加细雨”建议，“不过，这么重大的事项让政府单方面来制定规则、监督规则，显然不科学。公信力缺失、听证程序缺失，才是大家反对的真正原因。”
“英美等国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一般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去运营管理。政府部门可以参与，但不应该是主导者。”“信用管理部-姜超”这样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