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中生美国做义工

    在波士顿，我的义工工作是到幼儿园帮带孩子。

    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一个5岁的小女孩因为不想离开妈妈而大哭大闹，赖在地上不肯起来。她妈妈忙于工作，交待几句就匆匆离开了。我劝慰的话大概和这个5岁的女孩一样没有理性。

    一个高中生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我有点手足无措了。这时女志愿者V来帮助我安抚小女孩。怎奈小女孩仍坐在地板上哭，似乎打定主意要哭到她妈妈回来为止。托尼过来告诉我不用理她，一会儿就好了。我和V一边说话一边偷眼观察着小女孩。过了一会儿她见妈妈没回来也没人理，就抹抹眼泪爬起来，自己走进了教室。课间带孩子们玩的时候，我特意去找她，见她跟没事人一样玩得兴高采烈。

    我事先了解到，美国社会看重人的奉献和服务精神，中学阶段就对学生做义工有明确的要求。我便让在美国的堂兄托尼帮我申请，在2013年暑假期间到波士顿剑桥中国文化中心（Cambridg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简称CCCC）做了两个星期的义工。

    这个幼儿园位于哈佛大学附近，3个班共约60个学龄前孩子，大多是华裔美国孩子。他们的父母为了给这些美国生美国长的孩子留住点中华文化的根，便送孩子来，接受学前教育的同时学些中文和中国文化。近20名来做义工的，也大多是黄皮肤、黑眼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高中学生。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课余时间带着孩子们活动。

    做义工是美国社会的良好传统。据统计，做义工的志愿者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60%，各种慈善组织、社区服务机构、医院、学校、图书馆……都有志愿者去做义工，一些“热门”的岗位需要提前很长时间申请，还要经过必要的考核，像我所在的幼儿园因为关系到儿童的保护与教育，就很难申请。我之所以幸运地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托尼已在那里做了几年义工并且表现优秀，为我做了担保。

    游戏时，美国孩子的创造力让我很是惊讶。他们时常会对游戏的规则提出自己的见解，有些可以说是挺新奇的见解，还条理分明地和老师交流着应该如何改善游戏。如一次有两个孩子认为猜硬币游戏的积分规则不合理，就要求我换用另一种方式。回忆我在幼儿园的光景，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老师的指导和要求做游戏。这可能就是造成中国孩子循规蹈矩而欠缺创造力的一个“初级”环节吧。

    午餐是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刻，倒不是因为提供免费午餐——从麦当劳或必胜客订的快餐有什么好吃，而是可以天南海北地交流。我还算标准的汉语应该对CCCC不无裨益，这里虽被“哩称”中文学校，但老师们包括托尼的汉语，大抵是像半自动步枪一样往外打半通半不通的词。移民来美的中文老师也很喜欢和我说话，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当然我的英语与5岁的美国孩子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这里做义工真是让我的英语大有长进。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体验和了解到美国的义工文化，以及美式教育注重培养孩子自立自强、创造性和奉献精神的一些做法。

    美国的义工也不是完全不带功利色彩，对高中生来说，就和学分、能否毕业（做20个小时义工可折算为1个学分，高中阶段要求60~80小时）以及能否进入名牌大学直接相关。但摒除功利色彩，大多数做义工的志愿者还是出于回报社会的信念，把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作为应尽的义务和自己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像托尼从4年前就开始用自己打工的收入（他是一家武馆的空手道助理教练）捐助给拉美一个国家的儿童，连姑姑和姑父都是最近才从其他渠道知道的。当我看着美国做义工的志愿者为无家可归者做饭和分发食物、给病人喂饭、给老人读报陪说话……看着美国的义工志愿者在各个公共场所、公益机构充满爱心地做着可能在自己家里也不一定做的事情时，反思我们却纠结于“扶不扶”的困惑，不禁感到一种悲哀。

    有人认为美国这种义工文化生成于新大陆开拓初期的艰苦自然环境，而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造就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扫门前雪。但中国不也有格言“远亲不如近邻”吗？听老年人讲，以前邻里间也是互相帮助、也是充满爱心地把帮助别人作为应尽的义务和自己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而且中华自古最讲诚信。可为什么一些好的传统反倒与物质生活的提高成为反比呢？为什么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却越来越稀缺，乃至公寓楼里的住户竟互不相识？

    可喜的是，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慈善事业，向需要帮助的人献出爱心，在养老院、医院、学校、赈济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也都出现了为数可观的志愿者，特别是中学生——虽不排除其中有人是为了迎合美国大学的要求，但只要客观起到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效果，不就是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