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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河北侯落鸭村村民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主任侯志强被判刑8年。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院，要求释放郑潮军。村民称，侯志强是个恶人，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今年6月，河北高院驳回了“郑潮军实属正当防卫”的申诉。（《新京报》7月13日）
从新闻报道来看，侯志强就像“南霸天”。他“殴打、敲诈村民”，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当上了村主任，过程是“暴力威慑村民选举，并自填选票，最终以接近全票获选”。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当地政府的姑息，才成就了侯志强，比如“他打人似乎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村民只得猜测他与警方有着特殊的关系；对违法当选，地方镇政府的回应则是“这说明得人心”。
尽管96名村民联名求情，称其是“为民除害”，但郑潮军打死侯志强一案必须依法处理。然而，事件发生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因素，不能不让我们反思：一种秩序的失效，必然会有一种新的秩序来取代。惹不起，“最好的办法就是躲着他走”。侯志强之所以被打死，是在“他第十次敲诈”后，村民郑潮军“忍无可忍”。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法治没有将其绳之以法，“南霸天”就只是一个被谁打、什么时候被打的问题了。
其实，事件来龙去脉的逻辑已基本清楚。基层法治疲软，给了侯志强“南霸天”式政治的机会，地方政府的“姑息养奸”失去了村民的信任，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靠暴力解决问题。至于侯志强与当地警方、政府是否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需要经过详细调查才能下结论，但须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基本假设。当然，当地警方的不作为、当地政府“这说明得人心”的背书，毫无疑问是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
村民打死恶霸村官，类似事件很少见，但黑恶势力渗透农村基层、凭借村干部身份谋利的现象，却不少见。2010年，全国打黑办就曾把突出打击、操纵农村选举，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列为重点之一。中国农村从宗族家族治理向村民自治转型，中间没有经过“训政”的阶段，没有法治精神的洗礼，就更为“南霸天”式政治提供了空间。
当下，农村治理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基于民主基础上的村民自治，二是民主选举天然会倾向“能人”政治。由于法治习惯的缺位，黑恶势力很容易就会披上“能人”的外衣，然后通过威胁、恐吓、监视、贿选等手段上位。这中间伴随的，则是乡镇政府的简单化管理，甚至是结成腐败联盟，“只要你给我管得住，挣得着钱”，一些镇政府官员的屁股很多时候也就坐在了村霸一方。所以，哪个基层是“南霸天”式政治，它的上一级政府可能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农村的稳定和治安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如何避免出现侯志强似的村霸，毫无疑问该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必须雄起，因为法治不力的自治容易走向“瞎胡闹”。上梁不正下梁歪，必须真正将上一级政府关进法治的铁笼，这样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纠正、自下而上的效仿，从而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真正的良性自治。
郭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