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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审计厅日前完成的对云南4个州市车辆超限治理工作专项审计调查显示，超限治理经费大部分用于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52%；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仅占总支出的16%，公路养护资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中国青年报》7月22日）
在很多地方，“治超”等于“制钞”。交通运政等执法部门在公众眼中，就是一个专收“买路财”的机构。尽管媒体隔三茬五曝光，上级部门三番五次整顿，治超乱象依旧，简直成了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原因何在？云南省审计厅公布的上述数据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治超罚款本身并没有“原罪”，在美国，超载行为在受到刑事诉讼前，也会被处以罚金。在国内的相关制度设计中，罚款既可震慑司机，也可弥补道路维修资金的不足。但从云南的审计结果看，其良好初衷似乎并未达到。
一方面，审计报告认为四市“车辆严重超限超载态势基本得到遏制”，难免有玩文字游戏之嫌。4个地市2012年共收缴公路超限赔补偿和罚没款39130.08万元，平均下来一个地市近1亿元。没有大规模的超载，如此多的赔补偿和罚没款从何而来？另一方面，4地市收缴的公路超限赔补偿和罚没款，52%用于人员支出和机构运转，而用于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6%，满打满算一地市用于公路养护的资金只有1000多万元，这点钱用来维护庞大的公路网，无异杯水车薪。
这些年，各地的治超乱象被曝光后，相关部门无不表态“高度重视”“彻底整改”，但落到地上不过是处分几个当事人，风头一过又是“钞声依旧”。去年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市境内，一名货车司机被当地运政和路政执法人员拦下，由于执法人员坚持罚款，女车主当场服农药自杀。交通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执法专项整改活动，检查结束后，多路央视记者再次对山东滕州等地的公路交通执法进行了调查，发现乱罚款、只罚款不卸载等现象依然存在。
要有效治理治超乱象，还得把视线更多地从“盯事”向“盯人”转变。按照《公路法》等法律规定，治超罚没收入只能用于道路和超限站设施维护。然而，昆明等4个地市收来的超限赔补偿和罚没款，其支出部分超过一半用在人头上，这几个地方的治超人员究竟有多少？何以“吃掉”一半的支出？尽管目前尚未披露原因，但云南省审计厅认为“公路管理体制不顺畅，机构设置重复”，或许已经说明问题。
在很多地方，治超机构人浮于事，为养人而不得不“放水养鱼”“弹性执法”，这些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就在发生“车主不堪罚款服毒自杀”事件的永城市，路政执法人员编制数量本已达到110人，而实际上他们还聘用了大量编外人员。知情人披露，当地路政大队的人数至少是编制数的两倍多。不在编制内的人员，就要靠罚款来供养，即罚100元，返给执法人员70元。
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所言：罚款按目的区分大致为三种，即以罚代管、罚款经济和以罚养人，而设置岗位专门罚款供养执法人员，是最恶劣的情形。面对云南省审计厅发现的治超费用乱局，到底该如何找到突破口？笔者以为，彻底清查基层执法部门人员的恶意超编行为，并对外公布举报渠道，接受民众和媒体监督，或许可以作为破题之策。
任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