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堵“宴席腐败”比“随礼”更该设限的是权力

    近日，四川省蒲江县出台《关于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10%。通知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5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

    一些官员大操大办红白喜事，不仅助长了铺张浪费的社会陋习，影响了党员干部队伍的形象，更为行贿、受贿带来了“可乘之机”。为干部“随礼”设限，是蒲江县针对“宴席上的腐败”而出的新招。其制度初衷是，通过按照具体的工资比例设立上限，在尊重传统民俗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一些官员“设宴敛财”的可能性，并为苦于攀比份子钱的党政干部群体，减轻一些负担。

    只是，这“一举两得”的举措，恐怕要面临不少现实困境。

    首先，从政策的合理性看，婚丧随礼属于个人事宜，给多少份子钱，更宜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为“随礼”设限，难免有公权干预私权之嫌。倘若应邀嘉宾和操办者的关系要好，从私人情感上愿意多随份子，以公权力来干涉、压制这种表达祝福的方式，似乎不妥。

    其次，从政策的可行性来讲，“随礼”设限也很难在现实中“落地”：一方面，人们的工资会因为所在部门和岗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操办者很难对其“随礼”是否超过上限作出判断。至少让嘉宾随身携带工资条“以证清白”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此外，如何监督也是一大难题。若让领导干部自己事后报告，会存在漏报、瞒报的可能性；让纪检工作人员现场拆封红包查点数目，又涉嫌侵犯个人隐私。

    最后，处罚也难以落到实处。尽管《通知》措辞严厉，表示“违反规定将受到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但仅凭一份超出所谓标准的“份子钱”就断定干部借机敛财，依据似乎并不充分。而这笔钱的处理也成了“烫手山芋”，操办者留下，退回送礼者抑或没收充公，都不合适。

    事实上，近年来，为遏制“宴席上的腐败”，各地新招频出，从建立报告备案制、限定宴席规模和人数，到禁止邀请同事、部属参加，试图通过设立条条框框，来规范党员干部婚丧事宜。而蒲江县为干部“随礼”设限，仍跳不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

    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婚丧嫁娶作为千年民俗，交织着太多人情世故，剪不断、理还乱。从移风易俗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倡导党员干部婚丧从简；但实际上对于婚丧场合来说，由于难以厘清人情往来和利益交换的性质，单纯盯紧礼金，效果注定不佳。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设宴敛财”还是借宴送礼，都只是表象，症结在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只要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即使婚丧“随礼”有了上限，送礼者还愁找不到别的机会吗？一言以蔽之，最该设限的不是“随礼”而是权力。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彻底斩断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才能推动婚丧事宜真正回归到人际交往的本意，而“宴席上的腐败”也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