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副主编尼古拉斯·凡斯特（N. Fest），7月26日在其评论文章《伊斯兰教是融合障碍》中，表达了他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他说：“我是一个对宗教友好的无神论者。我不信上帝（神），但我也不反感基督教、犹太教或佛教。唯独，伊斯兰教让我越来越反感。我反感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青少年犯罪率超出平均水平，我反感伊斯兰教对女性和同性恋那种致命的歧视，我还反感其强制婚姻、荣誉谋杀。”作者自问自答：“宗教是社会融合的障碍吗？我认为，不总是；但具体到伊斯兰教，确实是。这一点，我们应该在吸收移民和难民时加以考虑。”
这篇评论的发表，在德国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德国绿党政客穆特鲁（土耳其裔）认为，该评论是“纯粹的种族主义”。社会民主党政客韦斯特法尔说，这篇评论是“一派胡言”。另一位绿党政客贝克要求报社“向所有的穆斯林道歉”。媒体名人尼格迈耶则要求报社解雇凡斯特。《图片报》主编迪克曼在推特上表示，凡斯特的评论是错误的，不应对穆斯林作出总体性的否定。《星期日图片报》主编霍恩则回应并解释道：“我们并不敌对伊斯兰教。我为让公众产生这样的印象道歉。”
与以上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不少德国读者在网上评论中则匿名力挺凡斯特，认为他说出了多数德国人想说的话，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还有读者表示，言论自由应该包括对伊斯兰教的批评，不能一批评就说是敌视伊斯兰教。
批评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但哪一方更能代表民意？德国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的看法究竟如何？
德国目前有400万左右的穆斯林，其中250万来自土耳其。绝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原西德地区。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的增多，他们与信仰基督教以及世俗化的德国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一再引发公众的关注。
1999年，穆斯林女性戴头巾曾引发争议和诉讼。当年，穆斯林女教师菲若丝塔·鲁婷申请纳入公务员教师系列，被巴符州政府拒绝，因为她拒绝在上课期间摘掉头巾。政府的理由是：头巾不只是个宗教符号，还是政治符号，这与公立学校的中立性和世俗性相悖。鲁婷将政府告上法庭，开始了一连串的法律诉讼。直到2003年，联邦宪法法院判定：只要联邦州制定了相应法律，禁止教师戴头巾便属合法。随后各州陆续制定相应法律，迄今德国已经有8个联邦州立法禁止公立学校的教师戴头巾。但直到今天，有关“头巾禁令”的争议还在继续。在许多德国人眼里，戴头巾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和限制，虽然很多穆斯林女性表示戴头巾出于自愿，但批评者认为，这是外部压力内化的结果。
伊斯兰教的其他着装规定，也不断刺激德国社会的神经。2011年，德国黑森州政府禁止一名穆斯林雇员穿罩袍来上班。《焦点》杂志随后的调查表明，75%的受访者反对在政府工作的穆斯林穿罩袍上班。2013年，联邦行政法院判定一位13岁的穆斯林女中学生不能以宗教为由拒绝参加学校的游泳课，因为她可以穿全身式泳衣，但该学生及其来自摩洛哥的父母认为，半裸的男生和女生同时游泳，有悖伊斯兰教的着装规定。
2009年，出现清真寺“符号挑衅”言论。当年11月，瑞士举行全民公投，57%的投票者反对该国清真寺修建宣礼塔。《明镜》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假如德国禁止修建宣礼塔，44%的人也会赞同。德国目前有七八百座清真寺，随着清真寺的增加，近年来德国针对清真寺的破坏案件（如放猪头、涂鸦、夜间放火）也呈增长态势，这反映出德国人对清真寺的抵触情绪在增加。德国右翼政党Pro NRW的秘书长维纳尔甚至将穆斯林在德国修建清真寺视为一种挑衅：“我们将修建清真寺视为穆斯林征服德国的一种进攻性的权力宣示符号。”
2005年，强制婚姻与“荣誉谋杀”案件震惊德国。当年2月7日，年仅23岁的哈彤·苏鲁促被其兄弟枪杀在柏林的一处公交站台。她出生于德国柏林，父母是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16岁时，她被父亲勒令退学，并被迫嫁给一个远在土耳其的表兄。因为与丈夫及其虔诚信教的家庭不和，她独自离家回到柏林，尝试开始新的生活，并摘下头巾。她的3个兄弟认为她违背了伊斯兰教传统，令家庭蒙羞，于是合力将其杀死。这起案件引发了德国有关穆斯林价值观、强制婚姻和荣誉谋杀的大讨论。在柏林一所中学的课堂讨论中，3名土耳其裔学生对这一谋杀事件表示支持和赞许，称“这只能怪苏鲁促自己，这个婊子搞得自己像德国人一样”。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再度轰动全国。200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期间，德国数个城市都爆发了抗议“荣誉谋杀”的示威活动。但直到今天，“荣誉谋杀”案件在德国仍然层出不穷，在过去5年中，仅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此类案件就有114起。
穆斯林青少年犯罪和社会融入问题让人忧心。2010年5月，德国联邦内政部委托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德国生活的穆斯林中，有25%的人具有对其他宗教信仰者采取暴力的倾向。同年，联邦内政部和下萨克森州犯罪学研究所（KFN）公布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在德国的移民中，穆斯林青少年比信仰其他宗教的青少年更具暴力倾向。而且，越是虔诚的教徒，暴力倾向越突出。德国有媒体在报道时选用的标题非常醒目且耸人听闻：“穆斯林青少年：越虔诚，越暴力”，赚足了公众的关注。不过也有分析者指出，研究只是发现了相关关系，并不能作出信仰伊斯兰教会导致犯罪的因果推断。
犯罪学研究所在2007~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了宗教信仰对青少年移民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该项调查显示，不信仰宗教的青少年移民在德国社会的融入度最好；穆斯林青少年的社会融入问题，被视为其犯罪率偏高的原因之一。
多达400万的穆斯林人群，已经成为德国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穿长袍、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在德国大街上随处可见。但是，他们已经被德国主流社会接受了吗？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德国的一部分了吗？
2012年因涉嫌受贿而辞职（今年初汉诺威法庭判决对他的受贿指控不成立）的德国前总统伍尔夫，曾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最近在德国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表示，《图片报》和《明镜》周刊等媒体之所以执意把他逼下台，并非是因为受贿，而是因为他曾公开表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导致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伍尔夫的说法无疑具有浓重的阴谋论色彩，但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他说“伊斯兰教是德国的一部分”缺乏民意支持。
德国融合与移民基金会今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53.2%的德国人认为，伊斯兰教不是德国的一部分；63.1%的德国人不同意穆斯林教师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75.9%的德国人不赞同穆斯林学生以宗教为由拒绝上游泳课或其他体育课。德国电视1台2009年12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5%的德国人对伊斯兰教的扩散感到忧心；82%的人认为清真寺对其构成了干扰，宣礼塔给人一种支配性的压迫感。
这说明，德国人还没有接受伊斯兰教。这并不奇怪，德国毕竟是个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8200万居民中，有2520万人信奉天主教，2450万人信仰新教。头巾禁令、对清真寺宣礼塔的抵制，都可被视作基督教文化对伊斯兰教文化的抵制和排斥。
莱比锡大学教授布莱勒指出，对穆斯林的反感情绪，已经蔓延至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希望本国禁止穆斯林移民。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联邦议员诺尔波特·盖斯表示，在三四十年之后，德国每两个人中就会有一个是穆斯林。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在德国，确实有不少人对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长感到担心。德国电视2台不久前报道了英国学校被伊斯兰化的问题——在伯明翰的有些城区，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70%；在当地的21所小学里，阿拉伯语已成为必修课，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基督教节日不再被庆祝，男女生要分开坐甚至分开上课，班级旅行目的地是圣地麦加，学校要传授《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价值观。这，可能正是不少德国人担心看到的未来景象。
受纳粹历史的负罪感、挥之不去的排外形象和“政治正确”教条的约束，德国公众人物大多不敢公开表达对外来族群的批评，因此，对凡斯特的批评言论未必真能代表民意，甚至未必发自批评者自己的内心。虽然凡斯特的评论失之主观化和绝对化，但若能引发有关穆斯林移民融合问题的讨论，倒也算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的融入问题，涉及穆斯林少数群体如何在一个非伊斯兰教国家与主流社会共同生活的问题。这不仅是德国关心的问题，也是欧洲及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留德博士）
孙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