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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老外眼中，海外华侨华人过去示人的形象是“三刀”（菜刀、剪刀、剃刀）的话，那么，如今这种形象已经悄然转变为“三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与“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
这种说法出自8月5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国内首次发布针对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研究的报告。报告初步估算，在5000万华侨华人中，专业人士约有400万，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人群体，这个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的特定人群常被看成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科技变革的引领者。
蓝皮书著者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份报告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我们外面还有这么大一个（人才）金矿”——
报告结合多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统计，认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接近400万。其中主要集中在美国(240万，含华裔)、加拿大(26万)、欧洲(80万)、新加坡(10万)、日本(9万)、澳大利亚(8万)、新西兰(6万)等。
“怎么样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人才库，是我们要提上日程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辉耀说。
海归人才的作用，有诸多数据可以佐证。比如，中国科学院1955年的首届172名学部委员中有158名是海外归国人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有21人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科技相关管理部门推出的“863”计划和“973”计划中，其首席科学家、课题组组长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留学归国人才。从2012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来看，在自然科学奖第一完成人中，海归人员的占比高达56.1%，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
不过，王辉耀说，高精尖人才回归的比例还不是特别高。根据美国的相关数据，2007年回国的工科博士大概在8%，2011年达到15%。尽管有各地人才引进政策的不断推动，“但毕竟还是大部分在外面”。
报告显示，当前海外华裔高精尖人才总数接近3万，除此之外还有100万以上正处于事业发展期、在中国出生的海外优秀人才，以及总数不低于100万的海外华裔人才。
然而，把这些专业人士吸引回国并非易事。
王辉耀说，当年的留学生，大多是出去读研究生，年龄比较大，在国外看的多是中文报纸，去的是唐人街，和中国人“混”在一起，“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社会”，更多是获得一些知识就回来了。
如今情况变了，他说，现在出去的一代，一者语言上不存在大问题，二者观念上，留学者多是从小看好莱坞大片长大的，很容易适应。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曾有一篇题为《第五代》的报道，描绘了改革开放后第五代中国留学生的面貌。王辉耀认为，当前青年留学生仍然是第五代，但以2000年为分界，第五代留学生又被分为两拨。老的一拨，经历了“狂热的年代”，常常有很多反思；而新的一拨所处的生长环境可以说是“顺遂”，虽具备了国际化的意识，但是在反思精神、使命感和批判意识方面不如老的一拨人。
如果说老一代华侨华人可能因为思乡情结或者适应不良而回国发展的话，那么新的一代则主要考虑的是国内外经济因素，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机遇、工作机会，以及祖国对于其专业技能的需求增加。
因此报告针对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流的一些现实壁垒提出建议：希望降低华侨华人出入境方面的壁垒，完善华侨华人回流后的社会保障机制，灵活借鉴国外模式来完善国籍制度。
当人们还在讨论留学移民潮和海归回国潮哪个更为强劲时，王辉耀和他的团队发现，真正的趋势是循环，“就是大量的人回来，也有大量的人出去”，大进大出，形成循环。
一方面，年轻一代的留学生回国率比以前有所提高，他们的家庭条件普遍较好，不会觉得中外差距太大，“既熟悉东方又了解西方”，乐意回来做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留学生出国的年龄越来越小，“很多初中、高中就出去了，觉得环境适合的话，就留了下来”。
报告中的一项调查显示，50%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愿意选择在中国和目前居住国之间做“海鸥”，也就是进行跨国环流。
“想回来的人是有的，但最大的问题还是‘重引进、轻使用’，人才引得进，但是留不住、用不好。”尽管王辉耀的团队在报告中提出了详尽的政策建议，但他认为最需要的其实是观念上的转变——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主要依靠海外华侨华人吸引外资参与中国建设转型到未来30年重点依靠他们吸引‘外才’来华参与中国发展。
他认为，现在各地的概念还停留在“招商引资”阶段，如今我们不差钱，各地真正缺的是人才，“要改进机制体制，过去靠吸引外资来推动，现在可能要靠吸引外才，靠国际化人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王辉耀说。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习生 黄仪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