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会说话

    编者按

    今天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69年前的今天对世界非常重要，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69年后的今天对世界同样重要。近来，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认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企图破坏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为其战争罪行翻案。这些掩盖历史、歪曲历史的言论抹杀不了血写的事实。7月初，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了最新一批日本侵华档案，内容涉及日军强征“慰安妇”、实施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本文讲述了这些档案发掘背后的故事。

    吉林省档案馆，一栋二十一层的灰白色建筑安静地坐落在长春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尽管地段还算不错，但它仍像不为人所熟悉的档案工作一样，常被忽略了存在。

    今年49岁的赵玉洁，在吉林省档案馆工作了24年。在亲朋好友眼中，她的工作稳定又清闲，而具体都做些什么，很少被问及。

    直至今年4月，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赵玉洁和档案馆的名字频繁见诸报端、电视和网络的时候，外界开始惊讶于安放在这栋灰白建筑里的档案和与它接触的人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甚至，多年未联系的旧友，通过网络查找档案馆的办公电话，辗转联系到赵玉洁，只是想表达下看到新闻后的“激动心情”。

    也从那时起，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知道了，在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了10万卷（件）当年日本人自己留下的侵华罪证，其内容触目惊心。

    “档案还原了日本军国主义原形，是以日之矛攻日之盾”

    今年4月和7月，吉林省档案馆先后公布了两批日本侵华档案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一批为89件，其内容涉及日军强征“慰安妇”、向731部队“特别移送”人员、实施南京大屠杀、残酷奴役劳工、对中国居民实施各种暴行、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移民侵略、囚禁审讯虐待美英战俘和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等八方面内容。档案形式包括报告、规定、信件、月报、要报、电话记录、民情调查、动态观察、调查表等文本记录，还有部分图片资料。

    第二批为450件，全部为邮政检阅档案，形成于1937年～1945年间，其中日本人之间的通信占到一半以上，此批档案进一步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各种暴行。

    据吉林省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日本侵华时期，各地宪兵队针对日本军人、军队服务人员，日本移民、侨民等日本民众，以及日本殖民地、占领区的军政要人及一般民众，外籍人士特别是传教士、公使馆、领事馆员的往来信件、电报、电话、出版物进行秘密检查，对其中反映日军暴行、战争实态，危害日军统治或可资日军利用等内容做出削除、扣押、烧毁、部分涂抹、原样发送等处理，并摘要辑录形成月报或周报，称为邮政检阅月报或周报。邮政检阅档案就来源于这些邮政检阅月报或周报。

    根据档案内容显示，日本宪兵队实施邮政检查的区域范围，覆盖伪满洲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以及印尼的爪哇。信件摘抄内容主要反映了日军烧杀淫掠暴行、实施战略轰炸、密谋利用白俄侵略远东、修筑秘密军事工程和奴役劳工、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日本移民政策欺骗性、民众不满战时经济统制和日本军人厌战等多方面。

    在第一批档案对外发布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吉林省档案馆离休干部赵素娟被邀请回来，讲述了她亲历的档案被发现和整理的过程。

    1953年11月，解放军某部驻长春部队在修理地下电线、铺设管路过程中，发现伪满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旧址（现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地下埋藏有档案。“长春市公安局组织人员，挖出了一大卡车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赵素娟说，因长期埋藏，出土的档案大都粘在一起，或是烂成一团。1982年5月，吉林省公安厅把保管多年的关东宪兵队档案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档案馆对破损严重的档案进行了修复。

    这批档案是关东军在撤离长春之际，来不及焚毁而埋于地下的。吉林省档案馆副馆长穆占一介绍，从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到8月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前后，日本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一场销毁档案的国家行动。此次吉林省新发掘的日本侵华档案是日本投降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是日军自己留下的侵华铁证。

    这两批从10万卷件中挑选出来的日军侵华档案，对于大多数国内长年致力于中日关系和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学者而言，也是第一次看到。专家们惊讶于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的日军侵华档案数量如此之多，也肯定了档案的原始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重要价值。

    两批档案的先后公布，掀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报道热潮。从年初至今，很多人发现时不时就会看到或听到有关吉林省档案馆公布日军侵华档案的各类新闻。更有外媒对此评论称，“档案还原了日本军国主义原形，是以日之矛攻日之盾”。

    “用档案说话，让历史原本再现”

    81岁的赵素娟是赵玉洁的“老领导”。20多年前，作为日语人才被引进到吉林省档案馆的赵玉洁，就被安排到了赵素娟所负责的历史处。

    刚入馆没多久，赵玉洁就参与到馆藏日本侵华档案的阅读和整理工作中。1990年代，全国各档案馆通用的档案整理方法是案卷级整理。例如，一卷档案中有20件具体文件，那么挑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份作为提名文件置于卷宗最前面，并同时注明该卷档案的大概内容，赵玉洁解释说。

    就是依此较为简洁的整理方式，10万卷（件）档案陆续整理完毕也花费了十余年。而现在，吉林省档案馆正在做的是对这批庞大数量档案进行文件级整理，即对每一卷里的每一件档案内容按照不同需要进行分类整理、翻译和后续研究。

    事实上，在两批日本侵华档案公布前，吉林省档案馆依托馆藏10万卷（件）的史料，先后出版发行过诸如，东北抗日运动概况、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伪满洲国图片写真、日本关东军文件集等多本图书。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在2001年9月，吉林档案馆对外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有关档案。两年后，这批档案被结集成中、日两种语言版本的图书，名为《“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分别在国内和日本发行。

    “定期公布和出版馆藏档案的相关内容，是我们的常态工作。”尽管如此，让赵玉洁和同事无奈的是，外界仍然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忙什么，馆里究竟保存了什么。

    现任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今年公布两批日本侵华档案背后的故事。

    自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以来，日本右翼分子抹杀侵华历史的言论、行动越来越猖獗。从2012年年初起，“对馆藏日本侵华档案进行再次整理、翻译和研究，用日本人当年留下的罪证去反击他们抛出的不当言论”成为吉林省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行动。

    当时，在吉林省档案馆的现有工作人员中，没有人比时任历史处处长的赵玉洁更熟悉这批档案了。赵玉洁和历史处工作人员先拿出了针对日军侵华档案的14个专题。档案馆鼓励馆内全员参与，自由组合团队，公开竞选各自感兴趣的专题。最终吉林 省档案馆所有部门共计122名工作人员全部参与到了日本侵华档案的发掘工作中。

    14个课题小组分别整理和翻译相关档案、撰写研究报告。除此之外，每个课题组还要依据档案中的史实创作纪录片脚本。

    这两项任务对于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而言，都非易事。

    日语翻译人员紧缺，吉林省档案馆就从社会上招募一批兼职翻译。馆内人员几乎没人写过纪录片脚本，就只能边学边写。“要举全馆之力，用档案说话，让历史原本再现。”尹怀对记者说。

    “让档案里记述的民族苦难史被更多国人了解，把如山的铁证公布给世界”

    至今，赵玉洁仍清楚记得多年前反复做的噩梦，“731部队的人要抓我，我就拼命跑，躲到草堆后面被发现后，再站起来拼命地跑……”

    刚参加工作时，作为单位里唯一会日语的工作人员，赵玉洁每天都要穿着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口罩和手套，独自进到库房里阅读档案，并且按照要求，要在库房内把门反锁。当第一次翻阅到记述日军用各种方式杀害中国人的档案时，禁不住联想画面的赵玉洁觉得头皮发麻，浑身发冷，跑出了让她害怕又压抑的库房。在阅读档案的那段时日，这样的经历有过多次。

    现在，类似的梦境和压抑的经历继续在年轻的档案工作者身上频现。

    25岁的李星，已在吉林省档案馆工作快3年了。入馆没多久，加入到日军侵华档案翻译工作中的李星就开始经常碰到“血淋淋的文字”。

    “日军让中国人成排地站在池塘旁，然后日军进行射杀，最后池塘里的血液浓到鱼纷纷翻着白肚漂上来。日军杀完人后，看着池塘里的尸体起起伏伏，居然还觉得很开心。”因为要准确翻译，必须要认真、反复阅读这些文字的李星，很长一段时间压抑的情绪无法排解。

    档案公布后，尹怀去各大网站看了许多评论的帖子，“我们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也是亚洲战场的最大受害国，至今老百姓对那一段苦难史还是很介怀。”他说。

    今年3月，为弥补自身研究能力的不足，吉林省档案馆与吉林大学合作成立了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心。由吉林大学集合该校6个学院的有关研究教师，同时聘请档案馆6位研究人员作为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共同开展课题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日军强征和残害“慰安妇”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日军731部队细菌战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日本对华移民侵略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日本强征奴役劳工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日本对东北经济侵略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日本对东北文化侵略的整理与研究；关押美英战俘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邮政检阅制度”与思想统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日本对东北残暴殖民统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日军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等10个方面。 

    未来3年，吉林省档案馆还计划从10万卷（件）档案中，本着优先重要原则，再研究和翻译其中的1.5万卷。其中涉及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3465卷，共计52万页。

    “这一部分是重中之重”，尹怀说。这部分档案直接记录了日军各种反人类的暴行，是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最有力证据”。此外，还有关于伪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档案1426卷，共计26万页；伪满洲中央银行资金统治课档案9693件，共计32万页。

    档案馆在整理和翻译这批档案的同时，还要建立档案的数字化平台，把陆续整理和翻译的档案数字化，优先满足国内学者和大众的查阅需要。

    在文字材料之外，吉林省档案馆还与相关部门合作，正在拍摄5部共25集的系列关东军纪录片。片中将会出现一些从未出现过的唱片档案，有日军的原音重现。 

    “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档案里记述的民族苦难史被更多国人了解，把如山的铁证公布给世界，让世人能给这段历史一个公正和全面的评价。”尹怀对记者说。

    “让更多的国内外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

    尽管吉林省档案馆已经并正在尝试着诸多开发和利用档案的方法和形式，但在多位致力于日军侵华史研究的学者看来，这段历史在国内外的传播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路很长，要做的还有很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有着亲身经历。以往想研究中日关系，得去日本找档案和资料。国内各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因为重保管，很少开放，使得国内学者很难有机会查阅。蒋立峰直言道。

    以往档案系统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条件、人才和资金储备都有限，多重视保管，轻于研究。特别是市（县）一级的档案馆，更无力顾及基本工作外的其他事，尹怀解释。

    但令蒋立峰欣慰的是，吉林省档案馆开了一个好头。让档案与学者可以联系起来。打破档案馆与学术界的体制分割。他更期待的是，吉林省档案馆可以早日建好数字化平台，大家能在网上自由查阅档案。

    尽管，国内有关日本侵华史和中日关系的书籍出版得不少，但专业性强、适合大众阅读的不多。研究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海外发行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多位历史学者担心，如此这般，随着时间推移，国内和国际大众对这段历史了解的途径会越来越少，感受会越来越淡薄。

    前些年，蒋立峰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时，看到旅游区为游客提供了多种译文的介绍单页。而有一次，他去到国内一所著名的抗日纪念馆时，“想要一份中文的介绍资料都没有”。如果能有不同国家文字的介绍材料摆在各国游客面前，大家就能顺带着了解和认识相关历史信息，蒋立峰说。

    研究了20多年慰安妇问题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也有着许多无奈和遗憾。最近，他给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讲起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对方竟表示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要是不重视日本侵华史的传播，国际社会怎么会知道呢？苏智良反问。

    同时，苏智良认为，对于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推广介绍也尤为重要。

    上海东宝兴路125弄1号至3号，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当年的“大一沙龙”。苏智良曾多次呼吁把该遗址建成日军慰安妇罪行历史陈列馆或是给当年受过屈辱的老人建成一个养老公寓，最终因各方的阻力而无法达成，“现在仍有50多户居民住在那里”。

    对于这一段渐行渐远的民族苦难史，当今青少年和青年人了解的主要途径莫过于教科书和影视剧。许多人对日本侵华史的认识浓缩成了一些关键词，诸如七七事变、慰安妇、细菌战，或是南京大屠杀。

    这些关键词，也是90后女孩贾蕴玮在想到日本侵华史时最先蹦出来的词语。在首都师范大学读日语专业的贾蕴玮，常能接触到日本外教和日本留学生。

    在日语会话课上，贾蕴玮和同学常会向日本外教问起关于侵华战争和钓鱼岛的问题，但大家并未得到具体回应。“我们私下里也会讨论外教的回答，感觉他对日军侵华的具体细节不太了解。”贾蕴玮说。

    在每周的日语角活动中，贾蕴玮曾和日本留学生们谈起过日军对中国的细菌战以及在活人身上做试验的细节。结果数名日本留学生一齐向她投来怀疑和惊讶的眼神。这种反应，让贾蕴玮很不舒服，“好像我在编故事一样”。

    在中国传媒大学日语专业就读的许双彬则没有类似贾蕴玮的经历。因为在他周围，中日两国的学生“会有意回避聊到这一方面”。

    这位即将上大四的学生觉得，“中日两国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有一些史实大学生不甚了解，有一些史实日本态度反复或干脆否认，“这让中日两国的年轻人不愿坦诚交流，以避免尴尬”。

    在东北师大附中高中部历史老师杨洋的课堂上，当学到日本侵华史时，他会准备一些图片、视频和文献资料供学生阅读和了解。在他看来，教科书上对该段历史的诸多事件、发生原因及产生的影响介绍得很粗略。如果单纯依靠历史教材的内容，了解不到太多。

    同样是青年，在吉林省档案馆工作的李星和她的几位80后同事显然更有“历史的紧迫感”，她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达了同一个心愿：想把更多日军侵华档案公布于众，让更多的国内外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让日本知道历史事实不容抹杀。

    在采访中，记者观察到，这些档案工作者的心愿也是接受采访的历史学家、抗日军人和中学教师的共识。

    “无论中日关系现在或将来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和事实的揭露是不应该停止的”

    9月初，贾蕴玮要去日本广岛一所大学做一年的交换生，祖父和父亲不太支持。“他们担心我去了不安全。”贾蕴玮笑着说。

    这位90后女孩认为“日军的诸多暴行违背了人性最基本的良知，是我们青年一代不能忘记的。但我们也不能一直陷在仇恨的情绪中，还得向前看”。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的本科生肖博游觉得教科书上介绍日本侵华史不够客观和全面。她说作为一名青年人和中国人应当有种责任感，去主动了解更多相关的史实，才能形成对日本侵华史和对日本这一国家的成熟认识。

    去年暑假，去云南腾冲旅游的肖博游，特意把当地的抗战纪念馆和国殇墓园作为主要行程之一。每次出游的地点如果有抗日纪念馆或遗址，她都要去看一看。“也是因为喜欢历史又学此专业的缘故。”肖博游说。

    今年72岁的张广成，因感念3岁时被解放军救过的经历，退休后义务看管起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烈士陵园。平日里，老人还常去位于公主岭市内的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看望和收集抗日老兵的抗日故事。

    每到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奠日或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时间点，身兼多所小学大队辅导员的张广成，就会带上自制条幅到学校宣讲“为何要牢记国耻，又如何能以史为鉴”。在其中一张条幅上，老人用黑色水彩笔写着“纪念不是为了仇恨，仇恨只会走向战争，要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在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疗养的86岁高龄抗日老兵王财义，现在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向周围人和晚辈们讲有关抗日年代的事。他说想用亲身经历告诉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日军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也能提醒和平年代的人珍惜眼下的生活。这两位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希望国家加强对青少年“勿忘历史、勿忘国耻”的教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蒋立峰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时，常有曾参加过二战的学者主动走上前向中国学者表示忏悔。“但现在不再有了，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一代学者已相继离世”，蒋立峰能感受到，如今的日本学者和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感情和上一代人是很不一样的。

    吉林大学教授、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研究日本侵华史多年。在他看来。日本一直有一股右翼势力，但从未像近几年这么猖獗。“公布日军侵华档案，加强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和相关史实的传播，不单单是对日的舆论反击，也是呼吁整个国际社会都要警惕军国主义复辟和维护二战的战后秩序。”王胜今说。

    这位学者更加呼吁的是：国家经济越发达，越应该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和历史价值观的教育，提醒他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无论中日关系现在或将来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和事实的揭露是不应该停止的。要想中日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就更应该处理和解决好历史问题

    记者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赵玉洁正带领着历史处的工作人员对第二批公布的450件邮政检阅档案进行按事件发生时间和地点的进一步分类整理，准备陆续对外公布。

    “我们要通过历史找到挨打的原因，吸取教训。还要从档案当中，摸索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规律性东西。”尹馆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