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增加办假身份证的违法成本

    如果没有一纸“假身份证”掩护，毒枭可能不会这么难落网。

    这一事件再次将治理“假身份证”、“假户口”的紧迫推向前台。2014年1月，公安部发布消息，称要用3年时间彻底解决户口和身份证信息“错、重、假”问题，实现全国户口和公民身份号码准确性、唯一性、权威性。

    该消息发布之前，2013年，屡被爆出的“房姐”、“房叔”以及其他落马官员，一再刺痛公众敏感的神经。其中一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拥有多个身份证或多个户籍。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利用“假身份”进行伪装的，不止是这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士。更早些时候，媒体披露出了利用他人身份冒名顶替上大学、办假身份证参加高考替考等事件。

    另一种身份造假，则是为了工作、上学、买车等需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元起告诉记者，我国各个地方的户籍政策不统一，比如，在北京，目前没有户口较难实现买房、买车等现实问题，“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会有这种限制的”。

    “从根本上解决假户口、假身份证，一个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另一个是市场经济改革，打破壁垒。”李元起认为，在过去，农村户口、城镇户口把平等的公民分成两部分，地区和地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以会有人想突破这种限制公民迁徙的户籍制度。

    一边是获得“假身份”的诸多好处，另一边是这种行为的低门槛。记者梳理有关报道发现，在公安机关中，办假身份证、假户口并不需要太高的行政级别，通常县级公安机关的负责人甚至基层派出所就能完成。

    在公开报道中，并非每一名公安机关经办人员都会受到法律处罚或党政纪处理。这一点在公安机关负责人中表现更为明显。

    李元起认为有必要提高违法成本。一方面，使用假身份证、假户口的人应该受到惩治；另一方面，有必要追根溯源查到假身份证、假户口是谁做出来的，制造这些的人应按照规定受惩处，“以前办假证的处罚很轻，如果加重处罚，徇私枉法、相互勾结的情况就会少了。”

    记者注意到，在河南商丘一起伪造40张身份证以组织替考的案件中，组织者被一审判决沈建松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公开报道没有提及受处理的公安人员。

    而在本报2009年独家披露的罗彩霞遭冒名顶替上大学案中，伪造身份信息的同学家长王峥嵘因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利用这个假户口得到的好处，如果能够退回去，或者给予一定的处罚，就会增加成本，就不会做了。”他补充，从法律的角度，假户口应该是无效的，骗取假户口后，获得的利益应该取消，原来在哪里还到哪里去，获得的利益都应该取消。

    在李元起看来，通过技术的力量，在有关信息联网之后可以很快地查出是否拥有多重户口，这样可以减少假户口、假身份证的情况。

    “但是，只要有利益差别存在，真要造假，怎么都能造假，还是有造假市场存在。”他说，杜绝假户口只能打破户口限制，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目前已经在一步步尝试，“中小城市打破户籍限制，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还没有放开户口，但慢慢也会打破。户口放开后，也会慢慢减少造假的情况。”

    户籍改革恰恰是如今假户口的治理难点之一。李元起推测，如今户口附加的利益太多，造假得到的好处太大，而户籍改革后，户籍和利益越来越剥离，越来越少的人去做假户口的人会越来越少，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跟利益挂钩是现在的治理难点，有那么多户口背后的利益，必然会有违法乱纪的假户口出现。如果没有这个利益，就没有这么多假户口。”

    令不少学者担心的是，现在发现假户口、假身份证之后，一些情况下只是一撤了事，个别案例中也有追责。但追责的前提往往是被媒体或者上级发现了大问题，否则不少情况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假身份证问题的治理难点恐怕在于部分公安机关人员的法律意识。“有些公安人员觉得办假户口是帮人忙、做好事，觉得是行善的。本来是违法的事情，大家却从好的角度去考虑，有的人觉得不合法但是合理。要让这些公安人员搞清楚这个问题。”李元起说。

    本报北京8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