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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因为一场车祸，刚过完19岁生日的吴金红消逝在最灿烂的年纪。4天后，她的父母遵照孩子曾经的遗愿，捐献出她的器官，4名受捐者因此获得新生。
出车祸时，她旁边还散落着刚刚拿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本来一个月后，她就是山东财经大学贸易经济专业的大一新生了。
“我现在以为她一直都活着，只是出了趟远门。”母亲田敬芬并不知道女儿的心脏还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跳动，只是坚信女儿并没有死。
像一幅从天而降的巨幕，这场车祸将这一家人的幸福与痛苦彻底地隔离开。那一天，在山东潍坊打工的吴光亮，骑三轮车带着一家人，回老家拿女儿盼得“快要急疯了”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出门前，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吴金红第一次扎起小辫子，穿上人生的第一条连衣裙。
在她的几本学习日记里，考上大学是她写下的无数“拼搏”、“奋斗”、“加油”、“相信自己”的励志话语的最终方向。因为这样，就“有能力为父母造一个安宁的晚年”了。
“有时候，一想到父母我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我更应该努力。” 在一个黑皮日记本中，吴金红工工整整地写道，“我要把我活着的每一天，看做生命的最后一天。认真对待每一分每一秒，牢牢抓住时间。”
她的同学记得，吴金红吃饭时，总是小跑着去，每天早晨是最早到教室学习的。即便放假，这个个头儿不高、平时看着很有些“闹”的学生也能静下来学习。
在这个每顿饭只有一碗炒菜和一盆咸萝卜条的四口之家里，女儿身上寄托了父母太多的希望。金红也很懂事，她尽量节约自己的开支，“为父母减轻一点儿负担”。她笑着对妈妈说：“我最爱吃大白菜。”可母亲心里知道，不过是因为学校食堂的大白菜最便宜，孩子甚至经常临食堂关门才去吃饭，这样往往“可以多打点儿菜汤”。
而在山东潍坊打工的父母也铆足了劲儿干活，给孩子凑大学学费。田敬芬给人叠月饼盒，从早晨四五点叠到晚上睡觉，才能完成240多套，叠一套盒子能挣3毛钱。吴光亮“五一”开始给一个贩卖活鱼的老板打工，每天从凌晨12点半干到上午9点多，佝偻着腰背100多斤重的鱼篓子上上下下，干了3个月，体重掉了近30斤。
“也不怎么觉得累，”吴光亮摇了摇头，然后低垂下去重重叹了口气，“孩子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在潍坊西南40公里外的老家庵泉村，金红的三爷爷脸上笑成了花，他指着金红屋墙上一排排的奖状说：“娇娇（吴金红的小名）是我们全族人的骄傲。”
连金红三四年没进过厨房的舅舅，也重新找了家小饭店，颠起厨房的大勺，“想挣钱给娇娇买个笔记本电脑”。因为年迈手慢，他老是挨店老板的骂。
可是，就在舅舅将要发工资、可以给外甥女买电脑的前一天，厄运降临在这家人头上。为了尽早回来不耽误晚上的活儿，一家人拿了录取通知书、吃了口饭便立即往潍坊赶。由于头一天通宵工作，吴光亮在开车时禁不住打起瞌睡，机动三轮车重重撞在一个路中央油桶大小的石墩上。
全车的人都被甩了出去。在三轮车上已睡着的吴金红，被抛出三四米远，头部和颈部正好砸到路牙石上面。鲜血浸红了孩子黑白相间的裙子。母亲再怎么叫她的名字，闭上眼睛的吴金红再也没有醒来。
经医院鉴定，吴金红确定为脑死亡。
“没空去死，我只能坚强地活。”吴金红曾在日记里写道。可是，这个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姑娘，医生判断“99.99%是不可能再醒过来了”。
在母亲眼里，这是一个多月来女儿最安静的样子。之前盼望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金红“怎么也安生不下来”。白天在一个食品厂打工，站13个小时，贴2000多个标签，晚上回去立马给有些聋哑的大伯打电话问通知书到没到：“大爷，你知道我什么心情吗？”
母亲守在重症监护室外面，身上的伤只做了简单包扎，呜呜地哭着。父亲吴光亮不敢面对自己的女儿，躲在角落，陷入深深的自责。
他们说对女儿有太多的愧疚，“19年了，别的女孩能有的，很多我们都给予不了”。高考后花60块钱给女儿买的裙子——在二姑眼中就像“一条足够长的大T恤”——成了这个爱美的女孩一生中唯一的一条裙子。而之前她本来看上一条199块钱的，但是嫌贵很快拉着妈妈走开了。在女儿看来，这条裙子已是足够“奢侈的礼物”，她准备留着上大学时再穿。
这个女孩却和母亲一样感到“愧疚”。她觉得自己活这么大，对家人的回报“近乎为零”。
高考后的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告诉母亲：“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就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母亲急忙打断女儿：“你身体棒棒的，瞎说什么！”早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和好友也提过这个想法。
女儿说过的话，再次浮现在母亲的脑海里。她和丈夫商量着，想让孩子做最后一次主。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亲属和族人们的反对。“整个家族上下五代三百多人，大多是反对捐献的”，并表示愿意捐钱给孩子治病。看着金红从小长大的二姑最舍不得，说得口气也最重：“那岂不是让孩子‘死无全尸’！”
“这个闺女知道有这一天，（把器官捐给别人）我就觉得孩子还活着。”头发乱蓬蓬的田敬芬抽泣着说。亲属们终于停止了劝说。
8月11日，面对一份摆在面前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时，田敬芬的手一直在颤抖，“手抖僵了，绷紧了，抽筋了”，周围的亲属一片抽泣声，金红的主治医生压抑地跑出去透了口气。
当天下午2时19分，吴金红被推进手术室，她的心脏、肝脏，还有两个肾脏被摘取，并成功移植给别人，4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她也成为昌乐县第一例、潍坊市第五例器官捐献者。
“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搞不清”，田敬芬读书不多，当有人告诉她，主要器官移植后，受捐者做事的习惯会跟捐献者一样，她信了。但她又觉得，“我们的女儿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
在日记里，吴金红一直想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她觉得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命运，还是得靠自己。她多次说自己天资不够聪颖，但是“有努力的心，有上进的心，有不服输的心”。她崇拜撒切尔夫人和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梦想着“当2055年的主席”。
火化那天，父亲吴光亮始终不愿见女儿最后一面。田敬芬心里绷着一股劲儿，“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流，满脑子都是女儿的笑声，她不希望我哭”。
田敬芬一直记着女儿的笑。就在不多天前，吴金红得知通知书已经寄到老家时，高兴得拍手跳了起来，一把抱住妈妈。后来得知二姑帮她去邮局取了通知书，并拆开之后，这个本来兴奋的姑娘一下子嘟起嘴：“该我自己拆的！”
在不少同学眼中，吴金红是个“脾气有些急”的小组长，“很多事情死心眼”。小组里谁谁迟到了，谁谁上课不安分了，她都记录在案，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有时候连她自己都不得不自我提醒：一个太有棱角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很容易啃你。旁边又写下一个大大的“静”字。
高三时，吴金红变得宽容了很多，像个热心大姐，教这个做题，帮那个辅导功课。这个“特别怕痒，一挠脖子笑得很可爱”的姑娘，慢慢成了班里的“开心果”。
一次同学过生日，她登台一展歌喉，把《我的歌声里》唱成了“乡村牧羊小调”，全班哄堂大笑，这首歌也成了她的“代表作”。金红去世后，想念她的好友们，一遍遍听着这首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直到现在，金红的父母依然不知道女儿的器官被移植到了谁的身上。几本日记，是吴金红成长的轨迹，也成了家人的宝贝，识字不多的田敬芬甚至可以背出里面一些段落。女儿在日记中，似乎在很早以前就宽慰现在的父母：“明天就要面临分别，虽然结果早已预知，但真正面对的时候仍难以相信……离别是人生常事，不要太伤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关心的人是快乐的。”
吴金红常对同学说自己有一种“我一定会回来的”的灰太狼精神，但是这次车祸，她没能再回来。 她还有太多的愿望没有实现。她想让自己变强，保护家人不受欺负。她想学法律，主持公平和正义。她想为好朋友设计一套婚纱，还专门画出样子来。
这个在作文里很多次歌颂青春的姑娘，并不避讳告诉大家，心里已经有一个爱慕的男生。她纠结于自己“是不是淑女呢？”，不断地反问“我野蛮吗？”，“我神经质吗？”，然后带着撒娇的口吻说：“我可是祖国未来的小花朵呢。”
可不多久，她又在QQ空间里贴上一张自己的短发照片：我怎么这么帅！下面一排人点赞。QQ上，她称自己为“不二青年”，签名里写着：因为年轻，我们一无所有，因为年轻，我们将拥有一切。
可是，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吴金红内心的痛苦。12岁时，她因为阿氏畸形症，做了一个大手术，平时得带着脊柱矫正器学习和生活，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在读中学的几年里，她经历了姥姥、奶奶、爷爷的亡故。家里人去世，她只是一声不吭地跑到操场，大哭一场。
吴金红在操场上看到正长得茂盛喜人的绿树，回家写下，“觉得那仿佛就是我，经历了多次打击失败却依旧乐观对待，积极向上”。
“请相信，纵使你不是最耀眼夺目的那个太阳，也会是千瓦度的灯泡，照亮一片区域。”她作文本中写道，旁边画了一个灿烂的笑脸。
田敬芬说，“才见到点儿光亮，感觉快熬到头了，”金红却不在了。如今，她的腿在车祸后肿胀起来，在医院抽出140毫升的血水，家里没钱做大手术，“只能扛着”。吴光亮身上的伤结了疤，脚还裹着绷带，一直没去打工。
山东财经大学校友总会追授吴金红为“山东财经大学荣誉校友”，校方表示：“虽然吴金红没有来学校报到，但她永远是我们山东财经大学的一员。”
这一家人还住在墙壁斑驳灰暗的平房里，光秃秃的，没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这也是一家人的遗憾。
女儿很向往旅游，可是这个19岁的女孩，连潍坊市都没出过。吴金红的父母计划着，在青岛为“一直向往大海”的孩子举行海葬，既然父母不能给她实现旅游的愿望，“就让大海带着她去想去的地方吧”。
本报记者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