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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哲学的唯一问题就是死亡。在汤一介涉足哲学之前，便尝试着参悟生与死。他以火焰比作人的生命，说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虽然长，但它照亮的面积十分有限，而尽管烈焰转瞬即逝，它照亮的面积却更为广阔。
写这段话时，他只有20多岁，一心想像烈焰一样。半个多世纪过去，已是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汤一介，寄望编纂一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呈现中国儒学源流的《儒藏》，来点燃余生。
直到2014年9月9日，教师节的头一天，烈焰灭了。留下的，是那卷还未竣工的10亿字巨著。
今天，北京大学没了往年教师节的喧闹，学校对外通报了汤一介先生逝世的消息。有学生说：“老先生没能等到教师节，学生也不能再当面说声：老师，节日快乐。”
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王博很遗憾，汤老没能等到这个教师节。他说：“每个教师节学生都会想起他，对他最好的祝福就是把汤老最关心、最放心不下的事业延续下去。”
“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这是作汤老的博士生以来，肖力千第一次没有和老师在一起过节。
去年，肖力千和几位师兄弟一起，精挑细选了一盆根系发达、枝叶青翠的松树，给汤老带去，希望他生命常青。那时，汤老的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
但他并未把《儒藏》放下。今年6月，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87岁高龄的汤老表示：“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没想到，汤老的这句话成了他关于《儒藏》的绝响。
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当时还在世的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随后，这个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编辑总量不少于《四库全书》、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正式启动，汤老任总编纂、首席专家。
在这12年里，汤老主持编纂的《儒藏》精华编百册已经出版。然而，《儒藏》全本计划完成的时间是2025年，汤老还差一个12年。
俞菁慧是汤老2009级的博士生。在她的印象里，《儒藏》编纂是汤老人生最后阶段最为关注的事，汤老常常和学生们说起如何在当前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个人的事业，还是学校的、国家的文化事业”。
汤一介曾在多个场合说：“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对于儒藏的编纂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说，《佛藏》收录了佛教典籍，道家典籍也编在一起了，就是没有《儒藏》。从历史上看，儒学传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没法割断它。
上世纪90年代，因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汤一介开始思考“文明的冲突”的对应面：文明的共存。他认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将会混乱、人类彼此争夺。
这个看似政治家考虑的题目，其背后拷问着中国现代哲学转型的学术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说法认为激进主义派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汤一介则认为，包括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乃至保守派等在内，共同组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前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世界，后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中国，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创新我们的哲学”。
如何实现“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处？汤一介认为，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其后，冯友兰、季羡林、梁从诫、汤一介等学者创建中国文化书院，任院长的就是汤一介。
这也为汤老后来的“国学观”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考量，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现时代的要求接轨，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汤一介的目光更多地放在了哲学理论问题上。自1990年代末开始，他考虑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体系。在他看来，当前对经典的解释，无论哲学、宗教、艺术等，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面对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料，以及解释经典的经验、方法与理论，他在思考创造中国的解释学。
为人师“守正笃实、久久为功”
汤老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国学大师。
然而，汤一介并未吃家里的“老本”，而是创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开拓新的研究内容。这一点从其上课的场景就可见一斑。
美学家、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叶朗教授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上世纪80年代，汤老办了一个关于中西比较文学的函授班，学术性很强，结果全国有1万多人报名。当时，汤老邀请叶朗到西安为函授班学生讲课，很多工厂里的工人请假自费从陕西各地跑来听课，除了他们关心文化，这和当时社会思想解放浪潮以及老师授课内容不无关系。
这一点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学智的佐证。他说，30年前，中国哲学还在沿用旧的框架和范式，封闭并带有“文革”痕迹。最早开设《魏晋玄学》的汤先生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别开生面”地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在历史里讲哲学，在哲学里讲历史”，让人“振聋发聩”。
更让身边人所称道的，还是汤老的忍耐、执着和对“思想自由独立”的追求。
两个月前，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王恩哥当着数万名毕业生讲起一段往事。物理学院的一名学生问他：学物理、做科研压力很大，需要牺牲很多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坚持。王恩哥只说了两个字“忍耐”，接着他以汤老治学为例列举了一组数字：“76岁高龄受命编纂”，“收入儒家经典著作3000余种，约10亿字”，“另要编纂著录两万余部儒家经典文献总目”，“时间计划为23年”，“编成之后100年内不会有人超过”。
“这种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精神，值得大家用心学习。”王恩哥说。
正如汤老所言：“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
汤一介反对人们用“国学大师”称呼他。他说，“大师”应该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他自己只是中国哲学问题的一个思考者。
但在学术上，他的严谨是出了名的。
王博是汤老2011级博士生，他忘不了那些布满了红笔意见的A4纸。起初，他以为把作业交给汤老只是走个过场，没想到，隔一段时间汤老电话来了，挨个叫学生过去谈作业。轮到他时，摆在他面前的是汤老一笔一划写满批改意见的作业纸。
认真，是对学术负责的开始。王博说他一直将汤老告诉他的这个道理记在心里。
做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鲜为人知的是，汤老小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甚至留过两级。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汤一介跟随父母从北京转到昆明，先是在一所县立中学就读，后来才转到西南联大附中，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跟不上”，只好复读初一。第二次是在初二，考试时他的数学、物理都不及格，只好留级。那时，班上同学都比他小，这让处在青春期的汤一介十分不自在，下半学期就“逃”回了昆明。
事实上，直到在西南联大的预科班读书，汤一介的学习仍是跟不上，考大学也没有考上。1946年，他转去读北大预科班，后来才考上北大。
家里人对他的成绩从来不闻不问。根据汤老生前的回忆：“我父亲从来不强迫我读什么书，只适当地指点，看我读《三国演义》，他会建议我还要读《三国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亲对他的身教多过言传。“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意思是勇于承担困难的事情，对合乎道义的事情负责。从祖父那里传下的这颇显儒家气概的家风，影响了父亲汤用彤一生，也同样影响着汤一介的立身行事。
“母校是我最喜欢和最尊敬的地方，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但最珍爱的是蔡元培先生留给我们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汤一介说，“自由是无穷的创造力。”
两个多月前，抱病出席《汤一介集》发布会的汤老说：“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这个持续了87年的烈焰不再燃烧。但烈焰照亮的学术领域，以及他所崇尚的创造力，将在后辈年轻人的身上得以延衍。
本报北京9月10日电
本报记者 邱晨辉 诸葛亚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