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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14年9月8日，下午3点过，一架白色空客380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飞机很快与登机桥完成对接，静静地栖在阳光下。航站楼通道内，一些身着空管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进行舱门开启前的调度准备。他们步伐迅捷，神情严肃。
“从埃博拉疫区来的。”有人小声说。
十几分钟后，这架来自尼日利亚拉各斯的航班开启舱门。数以百计黑皮肤、白皮肤和黄皮肤的乘客陆续穿过登机桥，涌进航站楼的规定通道。
不少人戴着口罩。
刘冬站在避开人群的另一条通道口，又大又深的眼睛盯住舱门，一动不动。这位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下称经侦局）副局长在等待一行身份特殊的中国旅客。
当所有乘客都离开机舱后，这一行5人终于出现。看见带头的那个戴眼镜、穿笔挺衬衫的人时，刘冬始终保持向下的嘴角忽然上扬。
他露出了笑容，大步朝那人走去。还未到跟前，那人也看见了刘冬。他丢下行李，双脚并齐，胸膛挺直，挥起右手，来了个标准的敬礼。
“领导！”
几乎同一时间，刘冬也完成了回礼。接着，两双手紧握在一起。
“辛苦了，回来就好！”刘冬说。
能让这位副局长带着3名警官和一束鲜花专程赶来接机的，是公安部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他们此行成功押解回一名已在非洲藏匿10年的犯罪嫌疑人。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在多个单位的鼎力支持下，公安机关各有关警种和部门密切配合，“猎狐”力度空前。
截至日前，这支“猎人”团队，已从海外带回71名“狐狸”。
“数字每天都在变化。”身为公安部“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负责人的刘冬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多个行动小组已追踪着精准的线索撒出去，展开全球范围的搜捕。他期待着，“这一波涟漪要荡开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猎人”集结完毕，行动小组的办公地点，在银行总部、交易中心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环绕中
7月，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负责人手里，捏着两份重要的名单。
一份是“狐狸”的，按照不同类别、不同区域整齐地排列着。
这些人涉嫌的罪行，有合同诈骗、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涉及经侦领域的数十个罪名，最高涉案金额以亿元计。
上了这份名单的，既有“老百姓”，也有“当官的”。有的已经在逃十余年，有的则刚刚被立案侦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破坏了经济秩序，侵害了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
另一份名单，则是“猎人”的。比起庞大的“狐狸”群落，“猎人”却是一支人数不多的精干团队。
看看学历，都是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名校毕业，有的还是“海归”。几乎全是硕士，还有数名博士。专业背景构成极为完备，有法学、经济学、金融学、计算机学、企业管理学……当然更少不了侦查学。
登上这份名单的，既有公安部经侦局的精锐部队，也有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经侦干将。有人来自省厅，有人来自市局，还有的，则来自基层警队。算算年纪，平均30岁。
行动领导小组还专门派遣经侦局副局长刘冬坐镇指挥，数名处长亲自上阵。刘冬这位“老经侦”谦逊地自我调侃：“我年纪最大，还只是个本科。”
7月中旬，这群代表中国经济犯罪侦查顶级水准的“猎人”集结完毕。行动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国金融业的重镇——北京金融街。小组所在的大楼周围，遍布银行总部、交易中心和金融监管机构。
“从部署行动到人员到位，不过几天时间。”刘冬回忆，行动迅速拉开阵势，几乎是“一边走程序，一边招兵买马”。
在行动小组的几间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布置是大小能占据半面墙壁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标着“狐狸”的主要分布地带。
刘冬的手指连连划过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少国家的区位，不时还轻点下岛屿，在蔚蓝海洋和绵延大陆的映衬下，这些地点显得遥远而神秘：“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们都去了，此时此刻，有弟兄还在这儿呢。”
8月中旬，经侦局警官王谨（化名）和几名同事完成了赴柬埔寨追逃押解的第一次任务，成功押解回潜逃国外长达10年、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适逢周末，这名“猎人”和朋友享受了一个清凉的啤酒之夜，正准备好好休整一下，电话却又响起。他被告知，上次提交柬埔寨方面核查的线索有了重大进展，需要立即跟进。
在柬方传来的文件中，出现了3个名字，内蒙古的殷某、浙江的石某和重庆的孙某。
王谨的心跳得厉害，这3只“狐狸”，行动组已经盯了很久。接着，他看到了柬方传来的疑犯殷某照片，“80%吻合”，文件中描述道。
“什么80%，这就是百分之百！”王谨激动极了。
时间非常紧迫，每一分钟，嫌犯都有转移的可能。王谨和同事们没空坐着开会，他们一边办出国手续，一边讨论抓捕行动，“在路上办公”——这是“猎狐”的常态。
几天后，载着王谨和几名行动组成员的航班降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王谨走出机场，望着暗沉的夜色，脑袋里盘桓着3个念头。
第一，此行至少要带回两名嫌犯；第二，此行要把躲在柬埔寨的“狐狸”，全部纳入控制范围；第三，此行要为之前暂无头绪的案子，找出新线索。
这位北大网络安全管理硕士，当过学生会主席，从警11年，当过侦查员，也在地方警队支队长岗位上历练过，但却是第一次给“猎狐”行动组当“团长”。除了要对任务负责，他还得协调和柬方的关系，联络使馆、当地警察，安排组员食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被抓捕者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当场施展武功抵抗，并驾驶汽车向警方冲撞
尽管是首都，但金边的城市发展还非常落后。特别是3名嫌疑人出没的地段，都有着街道狭窄、居民密集、建筑结构复杂等特点，“不适合蹲守和实施抓捕”。
海外追逃和在国内不同，中国警察没有执法权，必须和当地警方合作。此外，一些欠发达地区科技手段落后，这给抓捕行动增添了难度和许多无法预料的因素。
“有时得下死功夫。”王谨说。他和当地同事租车，排查嫌犯可能出没的地方。怕引起注意，他们不能停车，就在行驶中隔着车窗拍下照片。
经过连续几天的调查走访，最先被锁定的，是涉嫌非法集资的浙江人石某。
准备实施抓捕的当天早上，王谨和柬埔寨警察隔着一条马路，守候在石某所开设店铺对面的立交桥下，“心情激动得要往下摁”。
不久，两个男人出现在店铺门口。照片掏出来一比对，其中一人与嫌犯非常相似。当时，柬埔寨警察也兴奋起来，没等王谨发出指令，七八个警察已经冲过马路，扑向那人。
“坏了！”王谨心想，“还没看仔细呢！”他跟着追去，一头扎进立交桥下的车河中。
待到围住了人，一核对身份，才知被抓的是与嫌犯极为相像的他的胞弟。而真正的嫌犯已经趁着人多混乱，开车逃跑了。
回到酒店，王谨沮丧极了。因为往往一旦打草惊蛇，抓捕对象会大大提高警惕，可能就再也抓不到了。然而正当他向总部汇报“失手了一个”时，一个可靠的消息传来，内蒙古的殷某被发现了。
接下来行动非常顺利。身高体壮，顶着一颗硕大脑袋、瞪着一对牛眼的殷某出乎意料地没有任何反抗。“知道为什么找你？”王谨问他。
“看到你们我就明白了，我老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他答。
中午，嫌犯落网的消息被发到北京。缉捕行动队队长文小华（化名）忍不住用力拍了桌子一下，“好！抓住一个！”
时针指向下午1点，柬埔寨警方派出的摩托巡逻队再次发现了逃跑的石某。
石某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当场施展武功抵抗抓捕，并驾驶汽车向柬埔寨警方冲撞。
但“猎人”这次没有失手。当这名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的疑犯照片发回北京时， “又抓住一个！” 文小华一看照片，便知抓对了人，而桌子则又挨了他一下。几天后，第三名疑犯孙某也落网了。
根据这位拿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还曾担任驻外警务参赞的警官介绍，抓住疑犯其实只完成了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则是想办法将其带回中国。
“引渡”是其中一种方法，但过程漫长而复杂，且我国只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行动组要在短短几天内将人带回，一般使用另一种方法，即“非法移民遣返”。
这种方法是在当地移民部门的协助下，以“居留地位不合法”或“因犯严重罪行剥夺其居留地位”为由，强制其离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行动组必须在短时间内提交对方国家认可的证据和材料。这些材料需要经过公证部门认证，还必须全部翻译成相关国家的文字或英文，有些案件需提供的材料多达数百页。
“有时候这比找人还麻烦。”王谨说。但令他欣慰的是，当他第二次在柬埔寨执行任务时，已经和当地警察成了“战友”。
“你名单上的人，在我们这里也是不受欢迎的。”一位柬埔寨副部长级警方高官对他说。王谨明白对方的意思：打击犯罪，维护正义，这是全世界警察共同的使命。
飞回北京的前一天，王谨才有空到湄公河支流岸边啜杯咖啡，稍览风景。他曾离柬埔寨著名景点吴哥窟很近，但“没心情，也没时间去”。
这位30刚过的年轻“团长”想起临走前，曾跟“头儿”刘冬说：第一次带队，抓不到人不好交待。刘冬回他：交待倒好说，丢人是有点儿。
这会儿，他已经不用担心了。尽管这趟旅程经历了15天，而每天这位“猎人”的平均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我们就用高智商的警察，来对付高智商的罪犯，你纵是博士逃犯，我自有博士侦查员”
比起疲惫和波折，非洲的病毒、恶劣气候和混乱的治安状况更令人不安。
从“猎狐2014”行动启动以来，武文（化名）今年已经到过两次非洲了。
看上去，这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警官文气十足。他皮肤白皙，戴着眼镜，说话温和谦恭，自称“不怎么能打”。
7月，武文一行5人到达乌干达。当时，他们肩负着两个任务，押解一名已经劝返成功的嫌犯，并缉捕另一名嫌犯。3位警官带着第一名嫌犯顺利离开后，只剩武文和同事阿猛两人留下来执行第二个任务。
“白天还好，晚上最好不出门。”武文说，即便是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治安状况也令人担忧。抢劫、绑架和枪案频繁发生。
此前，根据情报，“猎人”得知，这只“狐狸”有个毛病，嗜赌。
第一次交锋，因为正好碰上星期六法定假日，武文和阿猛决定先去“踩点”，视情况再去协商乌干达警方配合抓捕。在赌场门口，他一眼就认出了嫌犯李某。
由于反复看过、特别记忆过照片，那张脸，武文再熟悉不过。
“这时候要特别沉得住气。”这位优等生从未进过赌场，也不认识那些赌博用的机器，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大脑高速运转。
根据他的观察，这家赌场的安保人员配有枪械，且赌场老板和李某相识，如果要在此地实施抓捕，必须具备相当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他还摸清了赌场的建筑结构。
甚至，他还想过和嫌犯搭上两句话。但这个念头仅仅是一闪而过，经过权衡，他很快决定，最好不要贸然上前。
当时，李某正全神贯注地操作赌博机器，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进入“猎人”的“瞄准镜”。
第二天，在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的全力协调和动员下，乌干达警方出动警力，按照工作组提供的线索，直接在赌场将李某抓获。现场没有枪声，没有混乱。在这一次武力和智力的角逐中，后者完胜。
3天后，李某被押解回国。至此，一起公安机关追查4年，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非法集资案，犯罪嫌疑人终于到案。
“经济犯罪一大特点就是高智商犯罪。”刘冬说。这位副局长紧接着就露出自信的神色，“没关系啊，我们就用高智商的警察，来对付高智商的罪犯。你纵是博士逃犯，我自有博士侦查员！”
当武文回到北京家中时，夜已深，家人都已入睡。这位“硕士侦查员”非常想念刚满4岁的孩子，便穿过走廊朝孩子的房间走去。但突然之间，他的脚步停住了。
他差点儿忘了，自己刚从非洲回来，也许会携带什么病毒。
隔着一道门，这位年轻的父亲静静地待了一会儿，想象门后的幼子，在熟睡中露出甜美笑容。此外，他心里还有一丝歉疚，那就是在自己飞离北京的那天，父母也刚从老家飞抵这座城市。同一时间，儿子走，父母来，未曾照面。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五年十年
刚回到北京的雷鸣（化名），脸上和胳膊上还留着和东南亚阳光亲密接触的黝黑肤色。
不久前，这位警官在泰国逮住了一条“大鱼”，一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亿元的犯罪嫌疑人，其受害者接近1000人。
这是一场大战，也是一场苦战。
“战斗”拉开序幕前，“猎狐2014”行动组得到情报，嫌犯在泰国清迈出现。
“锁定的位置是一片大学区，并不精确。”雷鸣回忆。那片区域有三到四平方公里大小，密集的住宅和租屋中生活着上万人。在那里找一个人出来，“就是大海捞针”。
但雷鸣非要捞起这根“针”，只有“地毯式”搜索这一招可用。
由于沟通协调顺畅，泰国警方先后出动30多名警员协助。“一手地图，一手照片”，中泰两国的“猎人”骑着摩托车出发，挨家挨户地排查。
此外，雷鸣还推测出几个疑犯可能出现的场所，单派一支分队协助泰国警方一起日夜蹲守。
两天两夜之后，疑犯出现了。在一家商场里，“狐狸”和“猎人”碰巧登上同一处扶梯，一个上，一个下。
就在那短短几秒，“猎人”的反应平静极了。他们立即随同泰国警方上前盘问，迅速确认了逃犯身份，并立即前往其住所，缴获价值250多万元的赃款赃物。
“这个‘运气’是建立在科学合理用警和艰苦摸排基础上的，偶然中其实有必然的因素。”雷鸣回忆收网的过程，显得非常严肃郑重。他很感激大使馆的努力和泰国警方的协助，但最令他感慨的，其实是“海外追逃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坚持。
他记得在一次公安部有关境外追逃的会议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刘金国说过一句“无论天涯海角，无论五年十年”。很多嫌犯的最终落网，就在于公安机关始终盯着案子，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新线索。
“‘猎狐’不是刚刚开始，它其实一直都在进行，并且从来不曾停止。”刘冬说。从有经济犯罪的那一天起，就有了在逃犯，也就有人向海外逃，针对他们的缉捕也随之开始。1998年9月，公安部成立经济犯罪侦查局。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已先后从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810余人。
2013年，公安部针对东南亚地区，部署了第一次集中的“猎狐行动”。经过40多天的前期工作，收网时只用了10天，就带回10名在逃嫌犯。
这次巨大的成功来源于改变。此前，境外追逃大多是通过开展国际警务合作，交流方式也多是文件往来，效率不高。但“猎狐行动”的理念和实践则让“猎人”们感受到了“主动出击”带来的明显效果。“开创了境外追逃的先例。”
进入2014年，伴随着反腐重拳屡出，“猎狐2014”行动出鞘。
此外，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警务合作也越来越顺畅。
“什么罪犯，值得你们公安部的人追到这儿？”去年在马来西亚，一位警察局长问参与缉捕行动的雷鸣。
那起案子其实并不大，针对的也只是一名公司负责人。但雷鸣告诉那位局长：“不管案子大小，只要该抓，再远的地方我们也会追过去。”
这位警官毕业于上海财大经济法专业，还在英国攻下法学硕士学位。他说话爱皱眉头，语速极快，陈述总是分成一二三四点，要么并列，要么递进，从不打磕绊，逻辑感十足。
他曾在银行工作，当被问及从身在“华尔街”到戴上警徽有什么变化时，30多岁的雷鸣笑嘻嘻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他手指所及之处，黑发中夹杂着醒目的灰白发丝。
他说自己有两个字，用来对抗当前工作的重压，在他汇报工作或是讲课时，这两个字总出现在PPT的最后一页：信仰。
“你们在埃博拉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赴尼日利亚执行任务，向你们致敬”
8月底，一队“猎人”再次整装待发。这一回，他们的目的地有些特殊。
在他们离开北京前，刘冬特意编写了一条长长的微信，发给所有参与行动者。
“赴尼日利亚工作组各位兄弟，你们在埃博拉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赴尼执行任务……我向你们致敬！”
那段时间，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新闻每天在媒体上连番滚动，尼日利亚正是疫区之一。作为“团长”，经侦局警官戴涛（化名）对即将踏上的旅程已有心理准备。
在这支队伍里，除了经验丰富、业务能力极强的戴涛，还有从地方抽调上来的钱松（化名），以及数名协助办案、押解的地方警官。
接到通知的时候，青岛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薛金永（化名）第一反应是“服从”，甚至还有点儿喜悦，因为“这样的任务可不是谁都有机会去”。
接下来，这位有硕士学位的警官认真地检索了一下有关埃博拉的信息。“接触传播”、“飞沫传播”……“这些词儿太吓人了”，但薛金永更担心的是，自己正在感冒，万一发热，肯定上不了飞机。
从抵达北京到出发有两天时间，他同时服用4种感冒药。但真正到了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时，先倒下的人却不是他。
觉得脑袋发闷，身上发冷之际，薛金永的同事孙鹏（化名）开始害怕了。这是他们到达的第二天，下午6点50分，孙鹏的体温高达39.5摄氏度。
“N年没发这么厉害的烧了！”这个身高超过190厘米的大小伙子倒在床上爬不起来。消息从尼日利亚传到北京，连同刘冬在内，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使携夫人去探望，大家把携带的药品全部集中到他的房间。
一确诊，大家松了口气，孙鹏其实是得了疟疾。但“情报”不等人，戴涛将他留在首都，领着其余“猎人”飞赴另一座城市拉各斯。
此时，当地突发华人遭抢劫绑架案，气氛“恐怖”。而“狐狸”老李又特别警觉，行踪难觅。此外，他住的高档公寓，门卫森严，“猎狐”的脚步似乎被卡住了。
突破这一关卡的，是薛金永。他想方设法，从当地一位做生意的女士那里，获取了“狐狸”的行踪。
“年轻人有他们的特点。”雷鸣说，他们能吃苦，对工作充满激情，思路也比较灵活。但赴海外“猎狐”的年轻人不能止于此，他们还必须熟悉案件，具有办案经验、较高的外语水平和综合素质。
在这些年轻人所在的大办公室里，除了大箱大箱案卷资料和黑漆漆的办公电脑外，随处可见巧克力、饼干、五颜六色的便笺和最新式的电子产品。
刘冬一来，男生们呼啦啦拥上来围住他。在这里，局长可以被称为“冬哥”，加班吃泡面的时候，还会被“小伙伴们”抢走火腿肠。
到了需要的时候，女生也得当男生用。根据规定，如果嫌犯是女性，那么，押解人员中必须有女性警员，石玫（化名）就执行过两次任务。
7月，这位原本负责宣传工作的女警被抽调到“猎狐2014”。不久前，她自己带队，从泰国带回一名女性嫌犯。
嫌犯年纪只有二十出头，但涉案金额达几千万元。在与她见面时，石玫像个大姐姐。
“你怎么样呀？好好跟我回去，有情况就跟我们说！”她的亲切和细心完全打动了嫌犯。在和泰国警方协调工作时，这个泰语很好的女孩还主动担任了石玫的翻译，“说的都靠谱，没有乱来”。
尽管海外追逃工作常常很艰苦，几乎都是男性唱主角，但在石玫看来，这次“押解”多少让她有了多年来一直想尝到的刑警滋味。如今，她还想挑战更有难度的缉捕任务。
“论头脑，女性不输男性。”皮肤粉嫩、眉眼清秀的石玫裹着藏青色夏制警服，留着短发，显得自信而英气。这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说：“女性有男性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捕捉心理活动更到位！”
“回来吧，自首对自己有好处。要不，‘猎狐’也迟早会找到你”
几个月前，在“猎狐2014”电话会议上，刘金国副部长曾强调：“一些外逃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他们)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我们确实抓了不少贪官回来。”刘冬表示，“你怎么界定贪官？在老百姓看来，以权谋私就是贪官！”
近几年“猎狐”行动带回的，有潜逃境外14年的原某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行长余国蓉、中国海运(集团)韩国釜山公司原财务经理李克江，还有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主任高山等。
因为在境外追逃方面有比较成熟的做法和有效渠道，所以“猎人”们不仅要承担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犯罪在逃嫌疑人的缉捕工作，也要协助配合有关部门追捕在逃腐败分子。
“猎狐2014”刚加入的新成员、经侦局一处处长杨文（化名）表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经济犯罪往往也高发多发。
“比起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经济犯罪具有隐性的特点。比如骗了银行几个亿，十几个亿，老百姓往往感受不到。可在大街上抢个钱包，可能几百块，就会引起强烈的公愤。”
这位法学博士又解释说，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影响破坏经济安全最直接、最危险、最极端的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犯罪。
“人少任务多。”刘冬低着头，两条浓眉拧在一起。一边说话，他和文小华一边刷刷地签文件。整整一下午，送到桌边的文件从未间断。
但这位“猎人”的“头儿”其实心里特别高兴：“今天65个了！”话音未落，一旁的“新闻官”石玫猛然转头，瞪大眼睛看着他：“我怎么不知道？早上不还是60个吗？”
9月8日下午，刘冬带着文小华和雷鸣，特意到机场迎接从尼日利亚凯旋的戴涛一行。雷鸣准备了一束鲜花，而刘冬准备了满肚子的“慰问和表扬”。
“太难了，每个环节都遇到困难，下次我再也不去了！”戴涛刚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上次从非洲回来，我也这么说的。”
一路上，警官们也尊重抓捕对象的权利，嫌疑人老李的隐私被保护得很好，他并没有在满飞机的乘客面前被戴上手铐。
穿过首都国际机场宽阔亮堂的航站楼时，他走得很慢，不时四处张望。
“太久没回来了，也太想回来了，发展得真好。”他说。
根据刘冬的介绍，大部分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在海外的生活并不如意。他们不敢与朋友交往，不敢光明正大地露面，整日担心被捕，惴惴难安。如果有人想通过“洗钱”，来处理违法得来的赃款，那么更可能受到当地警方的严厉打击。
在已经到案的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中，被“猎人”做通思想工作、接受“劝返”的人也很多。“回来吧，自首对自己有好处。”刘冬说，“要不，‘猎狐’也迟早会找到你。”
在被移交给山东警方之前，老李问身边的老乡薛金永：“今天就回到青岛了，晚上能吃口蛤蜊吗？有月饼吗？”
即使是“紧张激动到说不出话”的老李，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天，正是中秋节。
10年逃亡，对比刘冬手机里的旧照，老李的头发白了，苍老得“脱了相”。他已经年迈的父母都在老家青岛，已久未谋面。
薛金永笑了笑，没有答话。老李忽然低下头，自言自语道：“差点儿忘了，我是个通缉犯。”
本报记者 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