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不可被舆论牵着鼻子打摆子

    编者按：高考改革方案正式推出，争议批判声随即再起。任何问题有争议都是正常的，但一些批判长期以来误导媒体和社会舆论，对高考改革形成牵制与压力。因此，对这些言论有必要进行分析和辨识，以便择其善者而从之。 

    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出台了，距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公布已经过去近4年。方案历经3年的调研、讨论、斟酌，甚至是艰难的平衡与妥协。但是方案在受到肯定的同时，也招致一些质疑和批判。而我发现，在这些质疑批判中，有的缺乏理性的分析，有的则是习惯批评以博关注度，真正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很少。

    梳理近期的这些批判，无非两点：第一，改革不够“彻底”，衡量人尺子的科学性仍然不足，应该抛弃分数这个核心，更多元一些；基于这个思路，主张考录分离，考试社会化，并加强大学的自主权，学习美国，改为申请制，给高校充分放权，让他们多元录取。

    第二，方案在公平性上有问题，甚至直接提出，应该实行全国统考，统一录取。

    在所有质疑争论里面，第一个是核心，也是我们高考制度的不足所在，更是长期以来对高考制度批判的主流声音。事实上，高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长期被这些声音所绑架，在一些问题上，无法实事求是，难以在关键的地方切入。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有必要分析这些说法的科学性与现实性。

    美国大学录取不把成绩作为第一标准吗

    美国的大学招生是申请制，但对于多数人来说，成绩仍然是第一位的，只是对于名校来说，光有好的成绩还不够（因为这些成绩更接近于水平测试，是一个相对的等级评价），还需要你有其他过人之处，需要特色与特质。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美国等西方大学不怎么看成绩，更强调综合素质。这个说法，肯定是不真实的，或者说被曲解了。我们很多专家实际并不了解美国大学录取制度的本质，只是听到那么一两句，就如盲人摸象般按自己的理解，肆意发挥，误国误民。

    因为教育理念的不一样，在西方的教育中，的确会更强调人的成长，强调知识之外的东西。而这些，他们也渗透到了教学过程与课程中，渗透到了日常的评价中，比如关于团队精神，比如社会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折算为分数了。比如IB课程中，有ACTION，SERVICE，直接就列为必修科目，就如我们很多中学里普遍开设的社会实践。

    但在具体的大学录取上，则绝非所谓专家们所说，反而是成绩第一，成绩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说其他。

    英联邦高校在录取中对分数的要求与依赖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你在Alevel考试中，有全A的成绩，上英国名校几乎可以100%确定了。因此在留学中介中有“英国是流水线，美国是技术工”的说法，就是因为英国大学录取的尺子比较刚性。

    美国与英国不同，光成绩好不行，但分数仍然是核心与基础，在此基础之上，需要结合你其他方面的特色特质，即我们简单理解的所谓社会实践课程。

    这个分数首先是你高中4年的分数（GPA），以及高考分数（SAT或ACT）。比如斯坦福大学最近4年录取学生中，平均GPA都在3.9甚至4.0分以上（满分是4.0），前10名大学，大致如此。但到了排在30名以后的学校，分数就明显下降，比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GPA的平均分数就只有3.6～3.7了。对于看分数，他们与我们的区别是，美国学校看的是一个大致水平段，比如GPA的3.9,4.0，而不是我们过于精准的判断：往往是多一分能上清华，少一分就上不了。显然，在分数的评判方面，美国的这种模糊评价，更为科学。

    “美国高考”SAT或ACT（高中生的一种学历水平测试）也是一个重要成绩指标，一般名校都要求很高，比如SAT的成绩需要2000分以上（满分2400），前15名的学校，平均SAT基本达到了2250分。GPA结合SAT分数，也容易形成一个成绩的相互印证链条，往往可以排除很多偶然因素。

    一般来讲，如果你的成绩差不多，比如GPA3.9，SAT2200，上排名在30～100的学校就基本没有问题了。但对于希望上著名大学的学生来说，尤其是前15名、前20名的大学来说，仅有成绩就不够了，这时候，所谓综合素质，课外活动就尤为重要了。用通俗的话来说，这时候，前10名的大学就“不看成绩”，更看重课外活动了。

    为什么？背后道理很简单，因为申请前10名大学的学生成绩都非常优秀，GPA3.9或者4.0，SAT恨不得接近满分，已经无法从成绩中筛选谁优秀了，这时，就需要比拼谁更有特色、特质了。而这些特色与特质，无非还是从他们所崇尚的理念中选择。比如一篇优秀的专业论文，一个特别的发明，一个重要的体育竞赛成绩，或是组织了一支队伍，长年到农村支教扶贫等等。这些不一定伟大，但能彰显你的重要特质，同时也能从一个侧面印证你是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学生。因此，当你在某方面非常突出的时候，学校会适当降低分数标准，而不会坚持较高的分数标准。比如运动成绩突出，而这些，并非在美国独有，我们国家自从1983年起就有保送生制度，现在还有类似高水平运动员政策。

    因此，看你的特色与特质的前提，是你的成绩已经足够优秀，而非不看成绩，恰恰是看完成绩之后再看这些，因为这是选优秀人才，而非选品质高尚的人。

    与之配套的还有很多，美国大学理事会还推出了大学先修课程AP，给学有余力的中学生提供学习大学课程的可能。因此，很多希望上名校的中学生，需要提供有竞争力的AP课程的成绩，比如5分。一般来讲，4分以下的AP成绩，对于优秀学校，没有太大吸引力。

    也正因为此，在美国，众多高中学生为了能上名校，在高中阶段学习到后半夜，是家常便饭。而在众多私立中学，成绩也必然成为学校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在“美国是素质教育，美国学校主要看综合素质”的错误论调引导下，中国的众多家长与学生已经被严重误导。实际情况是，即使在教育事业发达、教育理念先进的美国，要追求优秀的学业，也从来不是快乐的事！

    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在中国行得通吗

    美国的大学申请制度、多元评价，是基于诚信文化的产物，是基于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模式下的招生制度。

    先不说美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多元（实际上分数还是基础），关键是，这种录取改革思路的前提，就是那些尺子，或者说，那些“元”必须是真实的。

    中国的情况呢？

    从原则上讲，我们的高考从来就不是“唯分数”录取的，很早就有多元录取的实践。1983年起，我国为弥补只看文化课分数录取的不足，就推出了保送生制度，后来不断丰富，陆续推出各种加分政策，比如上世纪80年代，省级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均可以获得加分，其本质就是走多元录取之路，只不过为配合我们的录取方式，把这些“元”——分数之外的东西量化为分数，加权到文化课分数中，以调整干扰惟分数的不合理、不科学的一面。

    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保送生制度，各种特长加分政策，因为一些权钱交易、人情交易，出现了作假问题、舞弊问题，社会舆论一片喊打，纷纷要求取消。教育部也曾被迫短暂取消保送生制度。

    比如当初省级三好学生有保送资格，于是一些省份的省级三好学生泛滥。大学录取中不得不规定省级三好学生的比例，只要那些在省级三好学生中前3%的。

    再比如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换算为加分，于是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身份作假事件。在重庆，2011年高考文科状元被证实少数民族身份作假，被北大取消录取资格。2010年的四川，多达几十项加分项目，但竟然有93%的考生是因为少数民族身份而获得加分。也是这一年，浙江的考生，竟然有70%多的考生加分是因为三模三电。

    同样，二级运动员可以获得加分，各级体育部门在二级运动员的审核上出现很多舞弊，冒出了很多“伪”二级运动员。今年河南、辽宁高考录取暴露出二级运动员作假的丑闻，就是明证。2013年清华大学公开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级运动员加分我们不予考虑，请填报志愿时谨慎考虑。当媒体批判清华大学歧视四川考生时，清华大学招办负责人于涵理直气壮地公开回应：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四川二级运动员在我们这里检测过关的。清华大学的回应让媒体与社会舆论尴尬地收场。

    至今，我看到的各种网上的调查，对于保送生与加分政策，持否定意见的比例都高达80%以上，为什么？这些年高考录取改革中，减少保送生，减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绝大多数共识的措施与方向，又为什么？

    我们不仅仅是诚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作假成本太低。这是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自律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国家，最有效力的是个人签名，不是公章。但我们的现实是什么？

    当孩子的高考成为家长的头等大事时，各种手段、舞弊便疯狂地渗透进来，单靠教育部门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阻击工作的。

    国外大学录取制度也遇到了中国缺乏诚信文化的挑战

    我至今仍然记得去年湖北高考一个考点，数百名考生与家长在考试结束后围攻监考老师，原因只是监考老师太严了，没收了很多舞弊的工具。最后监考老师在当地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自己舞弊还如此嚣张，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没有了基本的是非，只有私利、私欲。

    去年韩国曾在托福考试中抓获5名中国的舞弊考生，其中有一名博士生。去韩国考的原因很简单，韩国托福考场监考没有国内严。

    事实上，美国人的大学录取制度也遇到了一些中国留学生申请的挑战，假材料、假成绩单，让英美大学头疼不已，甚至业界流传一本如何识别中国学生作假的“红宝书”。今年年初，新西兰宣布查实299名中国学生在申请学校时作假，另有1000多人被调查。

    试想，如果我们真的大规模推广美国模式，强调多元，强调看推荐信，看其他佐证其能力的材料，结果会是什么？很可能会重蹈加分与保送生的覆辙。很多人的成绩单都非常漂亮，每一个的材料都是光鲜的，获奖证书无数，推荐信充满溢美之词，让学校无从辨别真假。更有甚者，有作假能力的，大多会是非工薪阶层，有钱权交易的资本。作为高考基石的公平，就有可能被彻底摧毁。

    目前的高考有其不足，比如衡量标准的科学性。但高考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文化，否则，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也更具破坏性。

    更重要的是，许多理论上可行，但不可操作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更有迷惑性，更有影响力，危害就更为巨大。因此，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与大V，更需要谨言，不能只是为博名而去骂、去批判。你是专家，更需要对社会负责，否则，与蛊惑造谣的本质区别并不大了。

    什么是高考改革上最大的实事求是

    加强考试的区分度是高考改革最现实的一个方向，也是在高考改革上实事求是。

    鉴于诚信缺失的现实国情，采取多元选拔学生而不危及教育公平这个社会基本准则几乎不可能做到，拿分数作为衡量和选拔学生的标准也就不可避免。如果这个前提是成立的，那么，让高考回归选拔性考试的本质，加大考试的区分度，可能是高考改革最现实的一个办法，也是在现有高考改革方案的框架下，最可能实现的办法。

    我认为现在高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考试本身的问题，即，选拔性考试变成了水平考试，缺乏有效的区分度。

    高考作为一个选拔性考试，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考试选拔人，而不是高中毕业的水平考试，不是美国的SAT，是不能比也不应该这样要求的。但最近20余年间，社会舆论与很多专家完全混淆了这两种考试的性质，对高考试题的批判不绝于耳，动辄就批判高考试题超纲，动辄就扣上偏题、怪题、难题的帽子，动辄就把考试难度与学生负担直接等同起来，却忘记了，高考本身的性质与功能。

    在这些强大的舆论压迫下，高考不得不屈服，不断压缩难度，还出了一份《考试说明》，也就是高考的红宝书，明白告诉家长老师考生，我要考什么。结果是不幸的，分数的区别度越来越低，高分考生遍地都是。1998年，北京有12万左右的考生，理科上600分的752人，但到了2013年，北京考生只有不到7万人，理科600分以上考生却多达9367人，占考生比例为36.42%。2014年，北京理科上600分的考生比例更高达40.59%。

    上世纪80年代，很多省市高考1分的区别度是几个人，但到现在，则是1分区别几百上千人。去年媒体报道，在河北省一些分数段，1分要区分出2000人。

    高分考生遍地都是，人人一朵大红花，分数的区分度越来越低，最后陷入分分计较的尴尬境地，反而强化了以刷题为核心的应试教育，学生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反复做题上，高校也难以从中区分选拔出优秀学生。但实际上，600分的学生真的就比599分的更优秀？

    因此，在以分数作为基本的评价尺子的前提无法改变的背景下，高考亟须改变的是提高分数的区分度。

    取消《考试说明》，让考试没有样本模式可训练，可追求，加强考试研究与水平，加大考试的难度，加大分数的区别度，对遏制应试教育可能有实质效果，同时，也可以在仍以分数选拔人的大背景下，获得最大的科学性。

    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可能是最现实的。

    教育政策不能被舆论牵着鼻子打摆子

    高考的改革一直在公平与科学之间做艰难的平衡，向公平多走一步，就损害衡量人的尺子的科学性，向科学走一步，就触及公平问题。最后只能是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找到一个折中办法。

    同时，任何一个政策、措施，都会有其有利的一面，也会有其不利的一面，家长、考生需要理性面对，媒体也需要理性客观对待，我们需要解决什么核心问题，达到什么目的，不能一边倒地肆意批判其存在的不足，而罔顾有利的一面。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教育与教育政策就会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一会东一会西地打摆子。这10多年在高考改革上，应该说是变化最多最频繁的一个阶段，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防止改革变化过于频繁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每一次的改革变动，都是有巨大成本的，在一定程度上，如果频繁改革，实际上也是在折腾家长，折腾考生，折腾学校。

    现在所有考试中，教育部门举办的考试是最严肃的，口碑最好的，就在于此。其他一些行业部门举办的考试与考证，直接变成公开收费的屡见不鲜，就是一个明证与铁证。中国如果搞考试社会化，那几乎就是放弃公平。

    亚洲其他国家的先例也早已告诉我们，哪一个走这条路能走通？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