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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展览馆大概是北京这几天最热闹的地方，9月21日，为期4天的北京秋季房展会落幕。
这次展会有10个展馆开放，国际参展商占据其中6个，共180多家海外房产商参展。国际展区处咨询的、看热闹的，人群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不到10分钟，至少有3拨儿身着统一制服的推销员举着牌子穿越其中。牌子有红色的、蓝色的，上面写着“30万全家移民澳洲”“买房移民限时秒杀”“买就送！”。
某天中午，一家颇有竞争力的参展公司墙上挂着醒目的红色字体——今日已售6套房子。这本是一个房地产展示交易会，但是，移民显然已经成为交易会最重要的噱头。
讨论移民的热度从未消退
“在北京，我能够遇到的谈话群体，很多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全球投资移民律师协会中国区理事长杨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网络上，讨论移民的热度从未消退。微博搜索“移民”，结果在2200万条以上；百度“移民吧”的帖子超过7万条；豆瓣上，关于移民的小组有200多个。
8月底，有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EB－5项目2014财年1万个签证名额已经用光，10月1日前不会接受新的申请。这是该项目推出24年来名额首次用光。在2014财年的1万个名额中，中国人占85%。
EB－5项目是美国的一项投资移民计划，由美国国会自1990年启动，旨在吸引外资。移民申请人向美国境内的企业投资50万美元以上，并新增或维持了至少10个就业机会，就可获得为期两年的绿卡。两年期满前，如该投资及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仍在持续，投资人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
2008年，美国移民局签发的EB－5共1360份，其中中国360份，占26%，这一数据来自美国沃尔夫斯多夫移民律师集团的统计。2009年，中国申请者所占比例上升至47%；2011年，大幅升至70%；2012年，占到80%。
数据对比也许感受更直观。2013年，中国移民获得6895张EB－5签证。排名第二的韩国移民，得到了364张。
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以930万的移民数量，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移民输出国。
加拿大在今年2月的国家预算提案中宣布取消投资移民项目。这一投资项目与美国不同，申请者只需向加拿大政府提供至少80万加元的5年无息贷款。此前，媒体报道称，该项目收到中国富人提交的大量申请，并积压了大批来不及处理的申请。提案称，投资移民者并没有带给加拿大切实的经济贡献。
加拿大政府因此在2012年7月停止接受新的申请。据媒体报道，截至2013年7月，积压的投资移民申请人数达66423人，其中有50131人是在香港提交的申请。来自内地的申请者估计约4.8万人。
第三波移民潮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称，中国已成为多国主要移民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加拿大最大的国际移民来源国；澳大利亚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第二大技术移民来源国；华裔成新西兰第二大少数民族。”
2012年下半年，杨平观察到愈演愈烈的移民形势。“有几个现象，包括移民公司的活跃度、客户的反馈，到每天见到的这些人，有钱的、没钱的，都在问要不要移民”。
胡润百富《2014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胡润研究院对393名个人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中国富豪进行了调研，“已经移民或正在申请移民的富豪达64%之多”，“已移民的亿万富豪占1/3”。
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这已经是第三波移民潮。1978年，国门打开之后，许多有海外关系的人首先移民，目的地包括东南亚和欧美等地。同时也涌现出了大量赴美国和加拿大的留学生，许多人以技术移民留在留学国。
陈敏和两个姐姐是最近一波大潮中的一员。她在国内时参加了某大学2+2的学习项目，2008年赴多伦多某大学读书，至今已在加拿大生活了5年。她观察到，在多伦多，福州人是最早抵达的移民，已经形成固定的圈子，“有很多是偷渡过来的”，发展得好的，开了华人超市。
第二波移民潮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许多发达国家放宽条件、开放对中国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这次主要是在国内受教育直接以技术移民方式出国，也包括部分来自富裕家庭的投资移民。
在移民目的国逐步提高技术移民门槛后，本世纪初至当前的移民潮转向以“投资移民为主”，移民携带大量的财富，投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些移民或者是留学生，或者是留学生的家长，是中国的精英阶层。
新华网曾经报道，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64万，留学回国人员仅为109万人。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也有详细的阐述：三分之二的移民是通过申请留学签证和工作签证、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技术人才、专业人士、投资者和企业家。
对于最初试水的移民来说，在外讨生活的日子并不光鲜。他们主要是做餐饮、洗护和建筑之类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技术移民增加之后，移民在职业上有更多选择，职业层次也逐步提高，有工程师、医生和律师等。
杨平认为，投资移民是目前主要的移民方式。他做了一个估计：“国内每年的投资移民大概有3万～4万人。”
“技术移民一般适用于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人群，接受过高等教育；投资移民主要是中国的富人阶层。大部分移民来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上广等。”杨平说。
不过，杨平坦言，所谓的“富人阶层”的标准已经渐渐降低，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十年前无意中买了三五套房子，现在这样的房子可能价值两三千万元，随意卖掉一套房子就可以移民出去。所谓的富人是被动致富的，这些人占主流”。
移民专家夏明新也持类似观点：“以前的投资移民一般都有50多岁，资产比较雄厚，大多数是从商多年的大老板。现在，中产阶级参与的越来越多，低龄化的趋势明显。多数投资移民的资产在800万～1200万元之间。”
这些人有着相同点：大部分在35～40岁，受过高等教育，收入体面，已经成家立业。因为成本是可负担的，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手段、一种选择。
四处寻找移民机会
这些年，由于成倍增加的移民人数，投资的标准额度不断增加。2001年，当陈敏的姐姐办理加拿大投资移民时，她仅提供了9万加元的5年无息贷款。
相比之下，同为中国移民的3大首选目的地的澳大利亚，机会仍有，但门槛已然提高。2012年，澳大利亚推出重大投资签证项目，申请者向澳大利亚投资500万澳元可获移民签证，成为中国超级富豪的选择之一。
澳大利亚移民与公民事务部门2012～2013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该年度的中国移民有8979人。
澳大利亚驻香港移民局领事馆领事透露，截至2014年7月底，堪培拉移民局公布的数据，重大投资移民项目的正式签证申请1095份，其中90.8%来自中国，签证获批343份，88%来自中国。超过15亿澳元的资金已投入澳大利亚。
促使新一轮移民热情加剧的原因还在于，移民欧洲变得容易了。此前，欧洲的移民要求严苛，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欧债危机和经济形势下滑，葡萄牙、西班牙和匈牙利等国家逐渐放低移民标准，并推出购房移民的政策。
对于想要移民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个好时机。移民专家夏明新了解到：“购房移民葡萄牙的中国人已经有上千人。这个政策2012年年底刚推出时，只有两个获批签证。2013年有不到500个成功案例，但是今年前5个月就已超过之前总和。”
同样，西班牙自2013年9月底推出买房移民以来，至今年4月，获得居留签证的中国人只有25人，但接下来的两个月内，这一人数暴增至282人。
在各大移民中介的官方网站上，关于欧洲移民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比如，欧亚交界的塞浦路斯，被宣传为“欧洲最靠谱的移民项目”，购买30万欧元以上房产即可获得永久居住权。中介将它的优势概括为“五个不需要，四个可以”——不需要长期居住、不需要面试、不需要商业背景、不需要每年延签、不需要提供解释资金来源证明；可以全家申请、可以轻松出入欧盟国家、可以保留双重国籍、可以享用塞浦路斯的医疗和教育资源。
移而不出
大部分投资移民并不会立刻移出，获得移民身份是关键。对他们来说，商业和发展还在国内，至少5年之内，他们不会离开中国。
“早在1999年，我们已经发现了投资移民的端倪——一些富豪已经移民国外，但生活和生意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他们仍旧生活在国内，投资在国内。”在一份投资移民报告的开篇，胡润这样写道，“其中变更国籍的仅一小部分，大多数只是拿到绿卡。”
不过，陈敏的父亲连绿卡也没拿。这位中部省会城市的富豪，在安排3个女儿移民加拿大之后，他只是在多伦多买了一套房子，签了一张10年的探亲签证。
在接受采访的移民人士里，“安全感”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各种层面的安全感，对空气、水源、食物、法律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国内紧绷快速的工作节奏，让许多人觉得生活的压力太大。
陈敏的父亲办理加拿大移民，最重要的原因是，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加拿大人少，环境好，连自然灾害都特别少。”
“最近两三年，国内的环境、食品安全出了不少问题，当这些情况叠加以后，许多人不安的感觉放大了，移民的冲动也就增加了。”杨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道。
一家移民中介将原因总结为：“教育：前100名校美加澳英，应试教育抹杀创造力；福利：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救济金，分娩金；身份：入籍可免签发达国家，100多个出行自由；养老：环境恶化，养老制度隐患，食品问题”，此外还有房产的保值增值和全球化生意。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决定移民，大多因为他们曾经留学，感受到发达国家相对自由自在的环境。而对于已经成家的移民者来说，子女是首要的考虑因素。
林立一家三口是2005年左右移民美国的，他舅舅是美国公民，可以申请任何亲人到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就已经申请，而后排队，中间经历“911事件”，美国的移民叫停。等了约10年，他们一家三口终于抵达纽约。
那时他还在读高三，面签前两个月知道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事情。我爸妈是为了我过来的，他们觉得国外的环境比国内的好”。
他当时没有多想，除了有点惊讶之外一切都顺其自然。后来和父母聊到移民的事，他们说，如果有机会移民美国而不去，林立日后也许会抱怨。
一家人最初住在舅舅家，林立的父母在国内时在银行工作。到纽约之后，舅舅帮忙找了两份工，一个是餐馆厨师，一个做家庭护理。当时林立准备读高三，后来重新开始读高一。
一年之后，林立已经完全适应了纽约的生活。在他自己看来，“来美国可能来对了”，但是，“对我爸妈而言是来错了，在他们那种年龄，放弃了国内的一切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且他们的未来只有孩子了，因为他们都不懂英文”。
这是两代人的移民路。林立年轻，学得快，生活圈子不断扩大，机会和选择也多。于他，美国是一片乐土。于他父母，情况则截然不同。
在林立已经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开始享受在美国的生活之后，父母仍然不适应，“他们一直有回国的念头，我劝过，等他们退休了就回国吧”。
陈敏如今在加拿大工作了好几年，她的姐姐已经成家，是当地的一名公务员，完全“安定下来了”。其间，她们的父亲考虑过是不是办下移民，“但是还是觉得不适应，工作、关系都在国内，不太方便”。
陈敏一家所在的小区，“刚开始买的时候，小区里只有两三家来自中国，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许多移民的家庭都是为了小孩的教育，最常见的是母亲带着小孩读书，“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这样，陪读结束了很多妈妈就回国了。”
她认为，他们和在国内时的生活没有太大区别，“虽然加拿大的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也还是上各种补习班。家里条件稍微好点儿的，每年可能要花一两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吴国也是这样。他已经50多岁了，来自西部某省，身家过亿，全家移民到美国加州近10年，两个儿子加入了美国籍，他只拿了张绿卡。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在美国，一半的时间在国内”。
“我不想让儿子受累。”吴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到国内的生活时，他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就是“累”、“心累”。他也是唯一一个觉得美国什么都好的被采访者，虽然他坦承，如果在美国，他肯定赚不到这么多钱。
杨平在了解移民原因的时候，注意到许多人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但是孩子是必选项”。“这也是被压抑的迁徙的自由，个人的新鲜生活的愿望，如果有机会可以满足，人人都想尝试。”他说。
（文中陈敏、林立和吴国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高四维 实习生 杨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