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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83周年纪念日，83岁的日本国际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第六次来到四川建川博物馆，和馆长樊建川交换日本侵华罪行馆的装修陈列方案。这位巴塞罗那奥运会体育馆、美国迪斯尼总部大楼、德国慕尼黑近代美术馆等场馆的设计师，10年前接受了职业生涯中一次极其特殊的邀请：为中国人设计一座侵华日军罪行馆，由此和建川博物馆所在的安仁古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竣工4年之后，由矶崎新设计的3500余平方米的侵华日军罪行馆将于2015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时正式开馆，将有近两万件日军侵华的物证永久展陈，和此前开放的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援华美军馆、川军抗战馆及中国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共7个场馆一起，共同构成建川博物馆群一个细节丰富、历史感强的抗战展馆体系。
灰色残旧的外墙，曲折逼仄的入口，狭长的展厅里只有一侧有窗，头顶上混凝土房梁的倾斜线条铺陈着历史的轮廓。
在日本侵华罪行馆预展现场，樊建川指着一位日本老兵的照片对矶崎新说：“他也是6次来这里，每次都把自己收集到的东西捐给我。”他指的是日军侵华老兵盐谷保芳，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坚持每年到中国来谢罪，并捐赠了一大批当年侵华日军文物：地图、日记、照片、望远镜、信号旗等，有不少都是他自己收集购买的。
“这样的展览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樊建川说，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侵华日军罪行博物馆，很多展览把这件事情简单化了，一进去展示内容就只有日军暴行，“实际日军在中国盘踞14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并没有告诉观众一个有迹可循的完整历史”。
“原来设计的日军侵华馆是白色的，我说必须改成灰色。”那段历史的分量，在樊建川心里从来没有减轻。侵华日军罪行馆内展出的所有文物全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使用过的物品，包括武器、地图、生活用具、士兵家信、出征锦旗、士兵衣物等，“这些文物几乎都来自日本，是一个真实、全面的叙述。”樊建川说。
在一本厚厚的日军手写信札前，矶崎新弯腰眯眼，戴起手套细细翻看起来。“这些信写得非常仔细。如果把这些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出来，战争就在里面了。”矶崎新说。
“唐代到现在1000年，中日交往有900年是好的，我希望接下来的1000年两国作为邻居能处好，但现在的情况令人担忧。”樊建川说，日本侵华罪行馆其实在建川博物馆初建时就已被纳入规划，当时就决定要找一名日本设计师来设计，搭建一个中日民间交流的平台，冷静、全面、理智地述说这场战争，让中国和日本民众都能铭记那段历史。“老百姓之间互相理解了，成为朋友了，对历史达成共识了，中日两国才能获得长期的和平。”樊建川说。
而第一次到安仁镇，除了樊建川真诚客观的历史观，矶崎新还被这种博物馆新的生存方式深深吸引了：“这些博物馆不是高高在上摆在那里供人观赏，而是和人们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
建川博物馆是一个博物馆群，樊建川称之为“建川博物馆聚落”。2003年，樊建川开始以公民个人的名义，征地500亩，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开始兴建。如今，25座博物馆与老街、老公馆群街坊构成的古镇旅游区、刘文彩和刘文辉公馆田园风光区形成了安仁古镇的三大旅游板块，这一切和小镇上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谐相处，匠心独具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博物馆”的概念。
为了日本侵华罪行馆的设计方案，矶崎新之前5次到成都。第一次到安仁，他要求住在刘文辉公馆。那时候，刘文辉公馆正是樊建川的办公室。“当时抬来一张床，因为厕所是旱厕，要走很远。”樊建川说：“晚上，偌大个公馆，就矶崎新和保安住在里边。”
2004年7月，矶崎新将设计方案交给樊建川，并到市场上考察了建筑材料。“因为我的资金原因，直到2010年才竣工。”樊建川说。
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帮中国人设计侵华日军罪行馆，矶崎新在日本面临的压力和质疑可想而知。在建川博物馆，矶崎新坦然表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们需要正视，自己只是以自己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做些事情。
面对日军侵华时的种种罪行，预展一路走下来，矶崎新态度从容：“这是回避不了的一段历史，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只是冷静、客观地把这段历史展示出来。”矶崎新称，自己的行为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这个侵华日军罪行馆“没有要声讨战争的本质，而是要向世界展示这段真实的历史，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一个正视历史、呼吁永久和平的交流平台”。
“从我出生开始到现在，中日之间都有摩擦，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回忆起大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战争，一头白发的矶崎新说，那场战争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自己并不了解当年中国人民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但他在日本同样感受到战争的伤害。
矶崎新说，他出生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日本战败那年他14岁，当时看到整个城市都是废墟，这样的印象定格在他的脑海里，这种废墟感甚至渗透到他此后的很多建筑设计当中。“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要有好的未来，就必须从相互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而这个博物馆就是沉默的沟通使者”。矶崎新说，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每年都会有新的政治方向，经济发展要考虑五年计划、十年计划，而考虑文化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一百年甚至上千年。“接受这个任务，是希望站在推动人类文化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结果”。
矶崎新的爷爷是汉学家，父亲曾到上海留学，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回国。小时候家里由父亲从中国带回的种子培育的牡丹园，直到现在矶崎新还记忆犹新，“但是它在战争中被炸掉了”。
本报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