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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堆满杂书的木桌前，陈景云递来了一张手写的“吃空饷”具体人员名单，共33人。此时，距他举报自己吃空饷已过去3个多月。
陈景云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早已是新闻人物。2014年6月，这名正科级干部发帖举报自己吃空饷7年、诈骗国家20多万元，随即引起舆论聚焦。
“我希望上级能针对我的问题，依法依纪先从我查起，处理零陵区100多个单位、770多人的‘吃空饷’问题。”他在网帖中称。
中国青年报记者抽取陈景云所写名单中的17人进行核实，最终，6人承认曾经没上班而领取了工资或补助，另有1人虽名义上在岗，但至今仍在开店。
不过，被证实曾吃空饷的干部均表示，这绝非其本意，而是达到某一年龄或工龄后，根据当地的土政策，或者退养，或者外出打工、经商，或者由领导职务改成非领导职务，“是上级叫我们休息”。
今年以来，湖南整治“吃空饷”风暴正劲，在编不在岗的干部陆续返回单位。但多名受访干部反映，由于没有安排具体工作，有的人返岗只是“上午报个到，下午在家打牌”。
“不上班没有道理，但请回来，还是不好安排工作。”永州市一名熟悉人事政策的政府官员坦言。
三类人被举报吃空饷
陈景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单单是其供职的零陵区七里店街道办事处，包括他在内就有至少33人曾经吃过空饷。
他列举的吃空饷人员主要分为3类。前两类分别是改非人员、退养人员。
这两类人员的产生，与一道年龄线有关。在一些地方，超过这条线仍担任某级别领导职务的干部，通常要改为非领导职务（简称“改非”）。有的人员超过这条线，则会保留工资、离岗退养。陈景云称，这一年龄线在零陵区曾是45岁。
记者看到，在陈景云所写的吃空饷人员名单中，他把自己划入了“改非干部吃空饷”类，共3人，而被指吃空饷的退养人员共9人。
永州一名官员用“土政策”评价这一做法。“按道理不能这么弄，可为了解决超编、领导超职数的问题，一些地方就把到年龄的干部‘一刀切’了。”
第三类是外出人员。陈景云解释，有关部门在过去曾鼓励分流、下海，员工给单位交一些钱即可在外自主谋生，有的还可继续领取工资或补助。这类人员有7人。
记者注意到，上述三类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当年均因土政策而离岗，如今年龄大多50岁以上，级别相当于正科或副科。
2003年，陈景云第一次向上级反映吃空饷问题。“当时是匿名给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写信。”陈景云说，他并未针对具体单位，只是描述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同时，有些地方明明一个职位可以做的事情，却要五六个人去做，增加了干部编制”。
3年后，有一次，区里召开加强干部管理的座谈会，已是七里店街道办副书记的陈景云再次提出这个观点。
这些情况反映没有回音。直到今年4月，陈景云发帖“自首式举报”，零陵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引起关注。
2011年，零陵区已被曝光一起百余名教师吃空饷的事件。
陈景云发帖举报的时候，湖南省各地整治“吃空饷”、“在编不在岗”的行动开展已久。全国范围内，针对“吃空饷”的大规模治理也屡见报端。
永州对此项整治颇为重视。永州市委书记陈文浩曾在一次调研中强调，机构编制部门要利用“三超两乱”专项治理的契机，着力解决好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建章立制，在制度上做文章。
整治无疑取得了一定成果，据《永州日报》2014年8月23日报道，截至6月底，永州市共自查出机关事业单位各类“吃空饷”人员498人，已纠正处理401人，追缴资金276.35万元。
报道披露，永州市祁阳县、零陵区的工作力度较大，在追缴的276.35万元资金中，这两个区县占了95%以上。
《永州日报》开始公示部分区县、单位的“在编不在岗”人员名单。陈景云统计发现，单在今年4月，零陵区9家单位就公示了184人。
陈景云有些疑惑：零陵区9家单位184人在编不在岗，那么，全区所有单位会有多少人吃空饷？永州11区县的数量，是否会超过官方公布的498人？
“零陵区吃空饷人员共有770多人。”陈景云称，这个数据是一名基层干部告诉他的，来源是一次会议。后来，“770人吃空饷”的说法被多家媒体引用。
对该数据的真实性，官方此前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不予回应。
领导叫我们不要上班
“我们不想退，45岁就退了，讲出去好难听啊。”时至今日，回忆起被说服退养的那一幕，七里店街道办工作人员刘明仍然心有不甘。
退养人员，正是陈景云“吃空饷”人员名单中的一个类别。其实，退养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出现，绝非零陵区“专利”。
2003年，刘明45岁，距退休还有15年。一天，街道办领导告诉他可以不上班了，让年轻人来上，“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叫我不要干了”。
七里店街道办另有两名工作人员称，他们退养是在48岁。所有受访退养人员均证实，当时不用写任何申请，领导主动找他们谈话，“领导说行就行了”。
“我们不可能硬要上班，肯定要服从安排。我们不可能赖在单位说：‘我要上班，领导为什么不叫我上班？’当时我们也没这么说。”七里店街道办一名退养人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如果我们这么说了，单位领导肯定对我们有看法。”
他们加入了退养人员的队伍。每天，他们不用去上班，但银行卡仍可收到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只是少了下乡补贴等补助。一些人则在当地做起了生意。
当时他们难以想到，在后来全国不少地方治理吃空饷的行动中，离岗退养人员均被列入治理范围。而今年，作为“在编不在岗”人员，他们全部被通知回单位上班。
刘明退养前后，2003年，恰逢陈景云调入七里店街道办任职。4年后，“改非”的命运落在了正科级干部陈景云的身上。陈景云也成为日后自己举报“吃空饷”群体中的一员。
那年，陈景云45岁。“改非”次日，他依旧早上8点来到街道办，但感觉已经不一样，“大家对我很客气，就像对客人一样。”
他回忆，有人来单位办事，不知情的同事说“这事要找陈书记”，一旁马上有人说“他已经‘改非’了”。于是，陈景云的事情渐渐少了起来。
如果列席一些会议，陈景云也不太敢发表意见了。他隐约意识到，自己不是领导，能够被通知来开会，已经是现任领导对自己的一种礼貌。
从心态边缘化，到逐渐不来上班，这被认为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永州市多名受访“改非”干部、人社系统官员均向记者证实，干部“改非”后，很少有领导专门通知其不用上班，但大多不会分配具体的工作。
前述官员表示，事实上，一些现任领导未必希望在单位看到“改非”干部，“去上班了，现任领导会认为你有意见；不去上班，某种意义上，还被看作是对领导的支持。”
“我打破不了这个潜规则，这是一个组织。”陈景云有些无奈，官场“设计”的流程，把他推向了曾经举报的“吃空饷”的大军之中。2007年以来，虽没有上班，但他每月依然可以收到两三千元工资、补助。
相比较而言，永州市另一区县的干部张德更幸运一些。“改非”后，这位副职领导级别提了一级，由副科变为正科，成为主任科员，工资是每月3000多元。
这样的待遇不算最好的。张德告诉记者，在一些地方，干部“改非”后，还可能会被安排到国企担任老总，领原单位、国企的双份工资。
被分流而外出打工经商
作为外出人员，七里店街道办工作人员李飞离开单位之后的道路，稍微辛苦一些。
李飞大约在2012年前后“外出”。李的亲属李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很多，“是单位要他们出去的，要分流。”
在李芗看来，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有100多人，但感觉其实有二三十人就足够了，其余大都没有太多工作，有的人在单位玩一玩、出去逛一逛，之后就回家了。
“李飞没办法，看单位人这么多，这么受压制，年轻也没事干，就出来了。”李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年单位要他们自己出去，“自己出去的，交5000元给单位；不愿意出去的，要交8000元。”
所谓“出去”，指的就是离开单位打工。李飞到了南方某省，曾经销售过楼盘，也曾经每月800元工资帮人卖内衣，“做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
“我个人认为外出不是件坏事，他们在外面工作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李芗称。
2004年，作为七里店街道办班子成员，陈景云参与过一次关于“外出”政策的会议。他表示，当时的结果是，外出人员工资照发，但每年要给街道办交1万元。
记者在七里店街道办2007年岗位责任制文件中看到，文件规定，主动外出的每年交3500元，竞争落聘外出的每年交5200元。
出台外出人员规定的，不止是七里店街道办。零陵区富家桥镇2007年镇干部岗位责任制也提及，外出办实体人员（主动申请）每人交镇财政3000元，按财政局统一口径的打卡工资百分之百发放。分流人员则每人交4000元，工资同样百分百发放。
2009年，这一岗位责任制文件的表述有所变化。文件称，对45岁以上人员，实行“自愿上岗”优惠政策，一般工作人员能在外自谋职业者，按照区委2002年（15号）文件精神可以外出，但需交每年8000元的待岗费。
外出人员的待遇并不差。2007年的岗位责任制文件显示，外出人员享受财政打卡发放的全部待遇，享受工资改革后由区财政补贴发放的有关补助，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
但李芗称，李飞每月只收到单位打来的生活费四五百元。
当年的文件，多少透露出鼓励人员外出的色彩。2007年的前述文件还规定，符合竞争上岗条件，既不主动申请外出又拒不参与竞争上岗的，停发工资，并不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记者注意到，一份印制于2013年前后的七里店街道办通讯录显示，“外出”一栏的工作人员，已有7人。
在陈景云看来，在当年，人员外出无疑对单位、个人都是双赢的。对于单位来说，可以分流一部分人员，而工作人员个人，可以获得另一部分收入。
“唯一没好处的，就是老百姓。”他坦言，这些工作人员外出自谋职业，离开了公职岗位，但是，其工资、补助等依然要由纳税人负担。
与退养、改非人员一样，“在编不在岗”的外出人员今年也被要求限期返回原单位上班。李飞已于今年6月返岗。
部分返岗干部称“回来没事做”
今年4月，陈景云听说，街道办的其他两名“改非”干部都接到通知“要去单位报个到”。原来，当时，零陵区下发通知，要求在编不在岗人员限期返岗。
陈景云至今仍然没有接到重新上班的通知。他猜测，这或与他举报吃空饷有关，“给领导带来了麻烦。”
但在七里店街道办一名知情人士看来，返岗的意义并不大。“全部陆续回来了，但是回来干什么呢？办事处人多，现在100多个人，回来之后有些人没有事干，每天要去打卡，下午很多人不去。”
刘明已是第二次被要求返岗了。2008年前后，他按要求返岗，但上班不到半年，又没有人管了。直到后来，“来个政策又要上班，上班上几个月又没事。”
对于这些当年“被动”离岗的工作人员来说，原先的岗位工作已经有人承担。而如果说当年请其“改非”、退养的原因是年龄，此时返岗的他们，已更不具备年龄优势。
“我已经10多年没有上班了，单位不可能拿很大的事情给你搞。已经到了50多岁了，也快退休了。”一名退养人员向记者坦言。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发现，在部分单位，打卡签到成为部分返岗干部到岗的一种形式。零陵区一名干部打完卡后就回到经营的服装店。店铺位于该区商业城，其自称是“老板娘”，店内招聘营业员的广告中，留下的也是她本人的电话。
记者在一天不同时段前往该服装店，发现她均在店内忙碌。
“他们不回来上班，不对，但也是对的。”在今年4月前后，张德也按要求回单位上班。他准时上下班了一个月，后来发现，返岗的“改非”干部中只剩他一人坚持了。
张德告诉记者，包括他在内的返岗“改非”干部，都没有被安排具体工作，“怪不得人家没来上班。”
对于屡次举报“吃空饷”现象的陈景云来说，如果仅是把返岗当成一种形式，没有真正分配工作，那实际上，无疑相当于“吃空饷由公开转入了地下”。
事实上，在陈景云提供的33人“吃空饷”具体名单中，“改非”、退养、外出等原因大多是地方土政策等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但是，由这些问题带来的反思，此刻正在发酵。
“严格意义来说，我觉得我不算吃空饷。”张德说，因为，他并非典型的吃空饷：在一个单位挂名领工资，但实际上自己有另一份差事。
在张德看来，类似的现象不止出现在七里店街道办，也不止出现在永州。放任回家，算在编不在岗；但按要求回来，却又没有事情安排，“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写照。这说明，机构该裁的还是要裁，要精简人员，控制准入关，不然太多人了。”
张德记得一件荒唐事儿：在永州市一些地方的学校，40岁出头的老师就被要求“退二线”，不上课了，反而招聘了不少代课老师。
他说，如果返岗人员真的全部返回原单位，单位总人数肯定比他们离开时更多。如果这些老员工没事干，不仅浪费资源，还容易在单位生一些是非。一窝蜂地把人家赶回来，解决不了问题。
“没有配套的制度，回来又不给安排事做，返岗只是走一个形式。”夕阳西下，在办公室里翻着杂志，张德又度过了与公务无关的一天。
而陈景云，此刻还在家中，继续等待请他返岗上班的通知。
（杨妥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除陈景云外均为化名。）
本报湖南永州9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王海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