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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的男子跳高比赛开赛前，中国运动员王宇面对镜头竖起了大拇指，但这个清华学子的表情并不轻松。2.20米试跳失败后，他在之后的每次试跳前都面向观众，一次一次地抬起双手，让观众为他鼓劲，然后，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加速、助跑、腾跃。但最终，他在2.29米的高度前败下阵来。
在这项中国队有望冲击金牌的比赛中，王宇和张国伟遭遇强敌。来自卡塔尔的巴尔西姆兄弟，一个凭借2.35米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并获得金牌，另一个则摘得铜牌，张国伟则获得银牌。“今天的跳高项目是中国和卡塔尔的对决，值得注意的是，巴尔西姆兄弟并非当前风头正劲的归化运动员。”虽然坐在电视机前，但王宇的一举一动都被教练王嘉陵看在眼里，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由于去年全运会和世锦赛赛事密集，王宇体能消耗很大，“上半年的体能积蓄不太够，所以他下半年的状态不是很好。其实今天他的成绩还可以，关键是能看出来他会动脑子，尤其在逆境中懂得如何调整。”
比赛结束后，王宇并没有经过混合采访区，王嘉陵只能从王宇在比赛中的表情了解弟子的状态，“他是品学兼优的运动员，学业、外语和运动成绩都很突出，但作为学生运动员，他要承受学习和比赛的双重压力，要付出很多，所以我很心疼他。”
“高才生”和“运动员”兼得不易
“从鸟巢几万人的欢呼声中走出来，回到清华，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人背着包默默无闻走在路上，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升华。”虽然在本届亚运会上未能取得奖牌，但王宇在去年国际田联挑战赛北京站以2.33米的成绩晋升“中国田径新偶像”后说过的一句话，还是让人们对他的阳光、帅气和清华出身的高学历津津乐道。
接触跳高才5年，王宇已经是现役选手中的佼佼者，他曾对媒体表示，在清华的学习经历让他在练习跳高的过程中事半功倍，“我是理科生，跳高又和许多物理知识有关，比如助跑时跑弧线，其实是利用了向心力的原理，起跳又和惯性、重心有关，把物理的知识融进去，训练效果就好很多。”
“为金牌努力，在我看来，更多的或许是一种经历。”同样从校园里成长起来的运动员赵婧认为，“王宇在新一代田径运动员中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不同于很多运动员比较张扬的性格，“王宇非常绅士也很有内涵，加上他所取得的成绩和年龄，对别人会有一种积极的影响。”已经从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的赵婧，今晚本也应当出现在仁川主体育场的女子1500米赛道上，但全运会夺冠后一直没能参加系统训练，所以，她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在800米中跑出最好成绩，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更宝贵的人生经历”。
“代表中国出战，还是感觉不一样。”由于4年前正值考研的关键阶段，赵婧错失了参加广州亚运会的机会，这个出生于1988年的浙江女孩儿，2007年以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身份考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她毕业时的学业绩点达到了直升研究生的要求，再加上突出的运动成绩，她顺利获得了直升研究生的名额，“事实上，田径队大部分运动员都是拥有学籍的大学生，而且大家都在朝研究生的方向去努力，因为那样可以延长运动寿命，还能在大学里多接受一些文化熏陶，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
从赵婧的成绩来看，学习和训练之间的平衡并不复杂。作为复旦大学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赵婧仅用4年便实现了国内赛事的大满贯：2011年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800米金牌；2012年获得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800米金牌，创造了中国该项目室内最好成绩；2012年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800米金牌及全国田径冠军赛1500米金牌；2013年辽宁全运会800米和1500米金牌也被她收入囊中。
这样的成绩让赵婧成了同学眼中的“崇拜对象”，“复旦出类拔萃的学生很多，文化上不能冒尖，体育就成为我闪光的平台”，在赵婧第一次参加上海钻石联赛时，辅导员带着全班为她写的加油卡和很多同学到现场为她助阵。赵婧坦言，这让她感受了和队友的鼓励不一样的“正能量”，“我和普通的学生同吃同住，复旦给了我更广的朋友圈，不像在体工队，圈子很窄，有时候会感到很孤单。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一起去咖啡店看书、看电影、唱卡拉OK，这样的生活同样是很多运动员都向往的。”
由于备战全运会，赵婧曾体验了一年体工队体制的集训生活，“吃、训练、睡觉，就这么简单”。但每次和其他队员提起学校，赵婧都能感觉到队友对校园生活的渴望，“他们常说，这样的学校生活哪怕体验一个月、一周也好。”
现实困境让“学生军”难以拔尖
“清华学生运动员王宇、滕海宁，刘天佑、易思玲入选了仁川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队名单。”在亚运会开始前，清华大学体育部教授、资深田径裁判陈伟强便在微博上为这群“学生军”助威。从去年全运会开始，由高校培养的“学生军”便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尤其在田径场上，张培萌、王宇、赵婧包括早期的“眼镜飞人”胡凯，这些具备高校学子身份的运动员，凭借自身出众的运动成绩和综合素质，正日益成为中国田径的新星群体。
1987年，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这是“体教结合”迈出的第一步。按照两部委的规划，“体教结合”就是要建立一个除体育系统培养运动员渠道之外，以教育系统为主体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比较严，只能先开始试点，招生时降分不多，还有的是完全接近正常招生的分数，所以这批人运动成绩不是非常突出。”陈伟强回忆，随着这些年对运动员成绩的要求提高，预科、保送、降分等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方式一直在变，录取分为二本线的65%成为现在的标准。
尽管如此，在推行举国体制、奥运战略的中国体育界，从高校练出来的运动员仍然是一支新鲜而活跃的力量，“内教好则用内教，如果内教水平还不够高，则请外教。”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杜兆才曾对记者表示，“引进来，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语水平和理解能力超过普通运动员的“学生军”迎来了迅速成长的契机，“对运动项目的理解和与国际运动员的交流”是王嘉陵对王宇最为看重的特质，“去美国和外教的交流无障碍，更容易把握动作要点，这就是学生运动员的一个优势。”
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体教结合的培养已经尝试了很多年，但水平突出的运动员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尤其田径项目，能在亚洲站稳脚跟已是相当不易，因此短时间内依靠高校产生人才恐怕还不现实，还需要时间。”在该业内人士看来，会外语、智商高不一定能成为优秀运动员，“又得学习又得有足够的训练保障，很难”。
对很多在高校的运动员来说，天赋不是问题，训练资源的保障才是“吃紧”的关键。“我的对手是很多西亚国家的运动员，尤其很多都是从非洲归化来的选手，差距就更大了。”在赵婧看来，即便没有归化运动员，400米以上女子中长跑项目现在的实力也和世界水平“差距较大”。但她依然坚持在运动场上突破自我，现在她已经渐渐习惯“下午上完课3:20分就去训练场，有时候训练完了就饿着肚子去上课”的生活，让她感觉“不太适应”的，就是在学校里很难得到相应的运动保障。
“未来的趋势是高校化，但正儿八经在学校里面练挺难的。”现在已经进入上海队的赵婧回忆，当年在学校奋斗时和在体工队待遇完全不同，“在食堂打十几块钱的饭，营养就那样，但在体工队就有不错的饮食保障。另外，有了伤病，进校医院就说你不能跑了，给你开请假条吧，但在体工队的队医眼中，这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会很专业地帮你放松，这样你才能更顺利地开展训练，高校很难有那么强大的专业团队支持。”而从复旦到莘庄基地治疗的经历，让赵婧回想起来还有些“痛苦”，“倒三次地铁还要坐公交，再走路，单程两小时，往返4小时，消耗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优秀教练的缺乏则更为关键，“青少年中有田径天赋的，大部分都在高中和大学，但体教分离的现状，让清华北大的模式很难复制。”在陈伟强看来，“体育系统有教练和培养资源，但拿到的却是二流人才，一流人才全在校园没有交流培养，很多人才自然就流失了，很好的玉没有人雕琢。”这种“精英教育无体育，精英体育无教育”的状况，很难因为几名高水平“学生军”的出现而得到改变。
赵婧也发现，2009年本科阶段，还有5个女生、4个男生一起训练，但坚持到研究生阶段的寥寥无几，复旦大学的田径高水平运动员也渐渐陷入“断档”，“研究生读完了去专业队的人更少，读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我现在在上海队，即便不能去大学当老师，也有保障和分配。而那些更多的、没有保障的运动员，就到了赶紧就业的时候了。”
本报仁川9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