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曾经遇到过“建国”或者“国庆”吧,这是两个重名率极高又充满着时代感的名字。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曾公布相关姓名统计数据,全国名为“建国”的约有96万人,名为“国庆”的超过42万。此外,从人口年龄分布看,“建国”、“国庆”主要集中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
每一个“建国”或“国庆”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尽管成长经历不同,性格职业各异,但相同的是,所有的境遇都离不开社会发展的烙印,每一个故事就像一面小镜子,映射出变革的轨迹。
一
曹妈妈是上世纪50年代的“英雄母亲”。她那时候已经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了,想着“再生一个就好了”,没想到最后一下子怀了三胞胎。1956年6月10日,三个大胖小子呱呱坠地。仨娃,叫什么好呢?喜欢弹钢琴、吹口琴的曹妈妈给三胞胎取名建新、建中、建国,顾名思义,“建设新中国”。
“她当时是小学教师。新中国成立不久,她是真心实意地觉得幸福,希望孩子将来成为有建树的人,好好建设新中国。”曹建国回忆。
三胞胎是邻里关注的焦点,“新中国来了,新中国!”大家笑着说。其实“新中国”在一起并不容易。因为孩子多,家里经济状况不佳,备感吃力的曹妈妈一度将建国送给亲戚。但送走后看着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新中”们,曹妈妈越想越舍不得,忍了两天又跑去抱回来,看着“新中国”在一起哭啊闹啊,这才安心。
曹建国的“建国”理想是当个人民警察,保家卫国。这个当时年轻人最普遍的心愿,却成了曹建国一生的遗憾。在水产局工作的他,一度找到机会考进公安系统,然而刚去上班,就因为出身问题又被重新打发回水产局。
遗憾,但也必须接受。而且曹建国很快意识到比起“建国”理想,更现实的问题是“建家”。解决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的吃饭问题,是每天最重大的任务。曹建国每天一早去码头等渔船卸货,船还没完全靠岸,他就抢着跳上去了。因为第一个才能抢到好货,完成任务了才能顺带着拿回些小鱼小虾之类的“边角料”为大家庭“补给”。
当然,现在的曹建国早已圆满完成“建家”任务,进入含饴弄孙、乐享天伦的人生阶段。前两天女儿邀同事们来家里吃饭,一个80后的小伙子也叫“建国”。大家说“建国跟建国喝一个!80后叫建国的可不多呢。”
曹建国一点儿都不觉得这个名字土,虽然在他这个年龄,叫“建国”的人无数。学校里、单位里都有好几位“建国”,亲友们打电话到宿舍楼找建国,接电话的都要问“水产局的建国还是派出所的建国?”但曹建国认为这名字起得很有水平,“‘建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听着亲切,有自豪感。”
曹建国的女儿曹曙婷也对奶奶起的这个名字表示认同。“‘建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吧,寄托着对国家对未来的期望。那个年代的人很单纯,也有宽阔的心胸,有大国才有小家。”
但曹曙婷坦言自己不会给孩子起这种“充满时代烙印”的名字。“比起上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不会在名字里寄托这种宏大情怀。你看现在的热门名字,子轩啊馨逸啊之类的,充满了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
二
王国庆这名字也是国庆节那天医生给起的。196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大日子,湖北的一个小县城里也是欢天喜地的热闹景象,连医院的医生们都上街参加庆祝游行了。王妈妈刚巧这一天分娩,在医院工作的邻居赶紧冲到游行队伍里,将妇产科医生拉回了医院。小男孩顺利出生。医生说,这个孩子是国庆20周年大游行时出生的,就叫国庆吧!
王国庆每每说起这个故事,女儿都会笑他名字土。王国庆苦笑着说,现在的孩子是理解不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想法的,“但我是真觉得这名字好,也为自己和国家同一天生日自豪,这是大实话。”
王国庆印象最深的生日是10岁那年。“小时候过生日都是妈妈煮一碗长寿面,里面放一个鸡蛋,一家人一起吃。不过湖北风俗逢10岁过大生日,亲戚朋友都来祝贺,那天有糕点,有新衣,真是最高兴也最难忘的记忆。”
但庆生的内容一年比一年丰富了。“十多岁时长寿面里就可以看到肉末了,后来自己会单独有一碗了。再后来,许久才吃一次的肉类、蛋类出现在餐桌上的次数越来越多,有肉有蛋的生日面也就不再早早盼着了。”
王国庆说自己是赶上大变革时代的人。“1988年我参加全县社会招工考试,考到县物资局工作,第二年被单位保送到湖北物资经济管理学院读书,毕业就回单位工作了。结果刚上岗一年,就成了第一批下岗再就业的人。”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局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王国庆决定趁年轻早作选择,1993年他放弃铁饭碗,下岗承包了公司的门市部。
“下海”并不容易,缺乏经验的王国庆很快遭遇重创,公司倒闭。备受打击的他选择离开家乡去南方打工。“在福建,那时候流行歌厅文化,我就边打工边学习,把演出的流程都摸熟了,后来担任起舞台总监的工作。”2004年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刘三姐》赚得盆满钵满,印象系列、魅力系列等旅行景区的特色文艺演出百花齐放。王国庆加入了湖南的“魅力湘西”,开始专心致志地经营旅游演艺事业。
今年6月,王国庆决定回湖北,在武当山继续发展事业。“一来是湖北旅游演艺节目相对滞后,我觉得有挑战有机会,另外父母年龄大了,我也希望离家近点。”离家那么多年,经历这么多,王国庆突然发现,每到生日的时候,又开始惦记那碗长寿面了。
“希望以后每到生日,早上能吃到妈妈做的长寿面,有蛋,有肉。”王国庆说,“读书时过生日让许愿,都是想着以后要当科学家、解放军,工作后就许愿多赚钱。今年45岁了,好多朋友说要给我好好庆祝。我的心愿很简单,尽快适应新环境,和我的团队好好努力,做一番新事业。”
三
媒体报道称,1900年至1949年初,全国叫“建国”的只有17人。此后60年,“建国”迅猛增长。 上世纪50年代,“建国”一下从4万多人增加为23万多人,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叫“建国”的人数超过29万人。
周建国就是“建国热”里的一员,1959年8月出生于浙江温州。他叫“建国”,弟弟叫“建设”,显而易见,名字承载了父母报效祖国的热忱和对子女的殷殷期盼。
周建国的“建国”故事或可拍成一部情节丰富的电视剧,他的人生轨迹几乎每一步都与这个国家的发展相契合。
1976年,17岁的周建国进了温州肉联厂工作,月工资60元。这在当时可是件荣耀的事,“当时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不过20多元,肉联厂又是国有单位。”然而工作4年后,周建国就毅然砸掉了这个令人艳羡的铁饭碗,选择辞职做生意,“很简单,自己算了笔账,在肉联厂待一辈子能赚多少,出去做生意又能赚多少。”周建国骨子里深藏着温州人的精明能干和刻苦大胆。
1980年,年仅21岁的周建国成立了温州第一家副食品企业“温州黎明副食品加工厂”。“啖头汤”的勇者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此后周建国的生意越做越大。
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热席卷全国。不满足于现状的周建国也把目光投向海外。1995年,他一脚跨到了南半球,在巴西重新创业。最初的几年,周建国吃尽苦头。他想用义乌小商品、国产小电器打开巴西市场,但语言不通、文化不融入,几乎没赚到什么钱。直到后来涉足蜂胶行业,打通输入输出渠道,生意才逐渐好转。
和老外做生意,周建国并没有给自己取个好记的英文名,他依旧喜欢用“jian'guo”(建国)这个名字。事业做大了,就有越来越多的老外记住了“jian'guo”。有人好奇地问名字的含义,得知是“建设国家”之意,顿时心生钦佩,觉得“意义很重大”。
在巴西的那几年,每逢国庆,周建国都会去参加中国大使馆举办的联欢会,“始终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自豪。”而国内越来越庞大的市场也让周建国看好。巴西的生意上了轨道,政府又屡屡欢迎侨商回国发展,2007年后,周建国开始把重心慢慢转向国内。“jian'guo”要回去“建设祖国”了。
和周建国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儿子周凯。“凯,就是凯旋的意思,希望他能子承父业,干一番大事。”周建国说,“我看好自己国家的发展前景,在中国是可以做大事业的。”
四
普布国庆,这个名字有段将错就错的佳话。
1975年10月1日,一个藏族男孩在西藏某农场诞生,接生的是部队里的汉族医生。喜得麟儿的父母央求医生:“医生有文化,给我们孩子取个名吧。”医生想了想说,普布的孩子是国庆节出生的,好日子,那就叫“普布国庆”吧。
其实在藏族的传统中,除了贵族,平民是没有姓氏的。藏族老百姓习惯用四字取名,寄托一定的寓意。汉族医生不知道这个传统文化,以为普布是姓氏,就给孩子取了这个名字。
国庆的父母倒是很喜欢这个“美丽的错误”。“普布”在藏语里是“周四”的意思,又与佛事相关,“国庆”则有纪念意义,是个吉祥如意的名字。
普布国庆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12岁起就开始在内地上学了。”普布国庆介绍说,1985年国家在16个省份创办西藏中学和西藏班,培养民族人才,他是第三批出去读书的藏族孩子。“1987年先到湖南,后来又去北京,1994年考入华东政法学院读法律。”
无论上学还是工作,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总会问同样一个问题:国庆?你真是国庆节出生的?
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每年的生日也总是过得特别热闹。“读中学时有生活老师照顾我们,她会记得每个小朋友的生日。上了大学也没错过一次生日,因为和国庆节重合,不用提醒大家都能记住。校外是举国欢庆,学校里是全班合祝,非常难忘。”
1998年大学毕业后,普布国庆回到拉萨,在法院系统工作。每次大家问起名字的来由,都大赞名字起得好。“他们说,你看,汉族医生给藏族小孩起的藏族名字,既体现出了生日的纪念意义,又象征了藏汉民族的团结,还非常符合你现在的工作性质。”
普布国庆也喜欢这个“有多重意义”的名字。同样喜欢的,还有他的大女儿。大女儿出生于2001年8月1日。“爸爸,你是国庆节出生,我是建军节出生,冥冥之中一定有神秘的力量在安排吧。”13岁的小姑娘笑着说。
五
李国庆,1976年9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大庸县。添丁本是家里的大喜事,但这一年的9月,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却是个悲伤沉痛的时期——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妈妈那一辈人对毛主席的感情特别深,整个村子的人都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所以我出生以后,父母和爷爷奶奶都没心情给我取名字。”李国庆回忆。大家随口管他叫“毛毛”(当地话“小孩”之意)。
李国庆还有个大两岁的哥哥,因为皮肤比较黑,大家都管他叫“黑毛”。邻居上门看新生儿,见了兄弟俩就喊“毛毛”、“黑毛”。这么喊了三天,家人听着总觉得有点别扭。这时爷爷发话了,“国庆节了,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干脆就取名叫国庆吧。”于是从国庆节那天开始,“毛毛”变成了“国庆”。
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国庆”这类名字到处都是。“我们邻村就有两个叫国庆的,叫建国、保国、建军、卫国的就更多了。”不过李国庆和家人都喜欢这个名字,“觉得比较大气,喊起来也很顺口,关键是很容易让大家记住。”
上小学那会儿,村里来了个电影摄制组,要找个会游泳的小朋友拍一组采莲的镜头。农村的孩子大多会水,导演就问在场小朋友的名字。大家高高兴兴地报自己的小名和学名。轮到李国庆,他响亮地说,“我没有小名,就叫国庆!”导演说,哟,这名字好记,于是就选了李国庆。首次“从影”,李国庆得了10块钱的报酬,高兴坏了。“那时的10元是很值钱的,冰棍才3分钱一根,一学期的学费才10元钱。”
家人疼他,生日庆祝一年不落。“小时候的愿望很简单,吃肉、吃糖、穿新衣,只要我提,父母总会无条件满足。后来才明白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吃肉得有肉票,穿新衣得有布票,我的小小一个要求或许就是父母的大难题。”
不过生活也在慢慢发生变化。1988年,大庸县升级为大庸市,1994年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李国庆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无论思想观念、城市建设还是生活水平,日新月异。”读中学的李国庆开始在生日时收到各种卡片,“当时明信片、贺卡之类的东西特别流行,品种也多。生日、圣诞、新年,同学之间都互送卡片。”到了大学,庆生的内容又不一样。好朋友会送些工艺品,李国庆则会在生日当天请朋友吃饭,饭后还要在录像厅找个包间请大家看通宵电影。
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庆生的内容变成聚餐、唱卡拉OK和吃宵夜。不过因为生日临近国庆,名字又叫“国庆”,常有朋友理所当然地将李国庆的生日记成10月1日,屡屡给他“惊喜”。“后来真正的生日就是跟熟识的老朋友一起过,到了国庆节,要不就跟‘送惊喜’的朋友解释,要不就大家再以过生日的名义聚在一起开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