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每年固定时间里出现的媒体报道称为“时节性新闻”,比如,每年春天,《新闻联播》里总会出现春耕的消息,到了秋天,就会有“粮食喜获丰收”的报道。年初年尾,各行各业的工作部署或总结的会议新闻也会接踵而来。春节临近,来自铁路、民航、公路运输系统的春运报道人们并不陌生。当然,各地群众欢度“十一”黄金周以及元旦、春节、“五一”、“六一”等节日的新闻,更像四季交替的自然景象一样,让人耳熟能详。
今年“十一”黄金周结束之时,来自媒体的“时节性新闻”依然不少,各种各样的旅游人数汇总、景点报告和拥堵不堪的返程消息,还有“奢侈浪费现象有所抬头”的节日观察,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一家媒体的《份子钱被人情绑架渐成国人负担》的报道。这篇报道说的是“十一”扎堆儿结婚所带来的“幸福的烦恼”,基本停留在谴责“人情猛于虎”、“治理陋习”、“减轻群众负担”的传统角度。其实,翻阅近20年的各类新闻奖获奖作品就可以发现,类似角度、类似作品早已汗牛充栋,已成“昨天的新闻”。不管是“正月里来闹新春,巧立名目摆宴席”,还是“五一”、“十一”结婚季,以及8月盛夏升学季,随礼越来越重、百姓苦不堪言的呼声不时响起。
不出意料,在“工资不够份子钱”的感叹中,这一报道再次引起社会热议。赞成者认为,这一新闻说到了“社会痛处”,该刹一刹“借机敛财”的歪风,该改一改大摆宴席的“不良风气”。反对者则说,不收“份子钱”,以前随出去的礼怎么办?农村办酒席花销大、份子钱少,很多人家都是亏钱、倒贴的。基层干部由纪委约束,一旦被爆大摆宴席,就会迅速受到处理。而普通百姓大摆宴席,属于民间习俗,人情往来,只能批评引导,无法加以约束。还有人提出,以后只准办宴席请客,不准收“份子钱”,这一建议直接被人斥为“馊主意”。
年年谴责,年年如是。多少基层干部因为结婚宴、生子宴、升学宴受到党纪政纪处理,而在民间,这些宴席却一直顽强挺立,经久不衰。仅仅用“借机敛财”似乎难以解释。有人将其归结为互助和情感因素,在贫困、饥饿的年代和现实困境里,这种互助精神弥足珍贵。在很多人的珍贵记忆里,当初,寒门学子怀揣着乡亲们凑齐的路费、生活费离乡上路,一贫如洗之家靠着乡里乡亲的集体资助筹办婚事。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淳朴的乡间习俗何时成为“陋习”被媒体大加挞伐?
如今,媒体报道这种“人情负担”,依然不能不加上一个前提,就是“份子钱”水涨船高。媒体报道中举例说,一名私企职工今年国庆期间参加了6场婚礼,“份子钱”达到三四千元。因此,有人戏称结婚请柬为“红色炸弹”。其实,将“炸弹”卸载的过程异常简单,就是不能将关注重点盯到“份子钱”3个字里的“钱”上,钱可多可少,不必成为负担,而“份子”里有亲情友情乡情同学情祝福情,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化传统。在社会转型的生活变迁中,“份子钱”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已经渐行渐远。而在中小城市和乡村,这一传统依然是人们的互助形式和感情纽带。媒体渲染这种人情负担并称其为“陋习”的同时,也应对这种民间传统进行理性分析,避免以偏概全。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