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儿头”联盟

    他们是广州有名的“刺儿头”，专爱给政府部门“挑刺儿”。

    有些长年被“挑刺儿”的部门对此已习以为常。就算被劈头盖脸“骂”过一顿，有的部门还是将他们视为座上宾，甚至客客气气地主动听“骂”，还有的官员跟他们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

    这个城市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从城市债务、路桥规划，到停车场收费以及公交站牌如何摆放，他们都爱管。一旦什么地方看不惯了，他们就会喋喋不休地批评，一点情面也不留。

    2012年开始，这群“刺儿头”联合起来，搞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在江湖上的名号是“广州公共观察”。

    他们骂着广州，但也爱着这个城市。他们热爱广州乃至广东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你可以有话直说，只要你有道理，即使是政府，也必须以理服人。

    最近，他们中有人提议把近年来给广州“挑刺儿”的评论文章结集出版。这一梳理下来，有人发现那些曾经洒在报纸上的“唾沫星儿”，差不多可以汇成“一个城市的批评史”——唇枪舌剑之中，“公民和政府都在学着如何对话”。

    我这是文化观察室，不是画廊，我要扎在这儿，守住广州的这块文化空间

    所谓的“广州公共观察”，不是社会组织，也不是正儿八经的民间团体。

    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松散的沙龙”，或者关心公共事务的朋友圈。主要的活动形式是“饭局”，酒和茶是必不可少的。

    9月17日这天晚上，一场台风刚刚撤离广州。这群当地赫赫有名的“刺儿头”再次小聚。

    做东的是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他是“广州公共观察”的资深成员之一。在坐落于广州著名文化创意园——红专厂的“红一号艺站”里，他备好了茶叶和纯净水。

    在朋友们的赞助下，也就是通过时下流行的“众筹”，孟浩将这间废弃的罐头工厂车间改造了一下：一楼和二楼布置成艺术展厅和书画创作室、书吧，三楼则捯饬为一间带有露台的茶室。

    墨香四溢的名家书画、雕琢精致的实木茶桌以及烧滚的开水，等待着老友们陆续赴约。

    哲学文化副研究员曾德雄和律师赵绍华已经喝上了茶。曾德雄长得斯斯文文，说话不紧不慢，是朋友口中的“哲学家”。

    开保时捷的律师朱永平也如约而至。他穿着白色的休闲运动裤，手里拎着两瓶红酒、茶叶和海鲜土特产。他那“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来。

    “老孟，你这间画廊真不错啊！”有人对孟浩精心布置的“红一号艺站”赞不绝口。

    对方话音刚落下，孟浩立即严肃地纠正：“我这是文化观察室，不是画廊。”

    这家又名“广州公共文化观察室”的艺术机构，是孟浩近期的一件“作品”。这位广东知名政协委员所在的地方，通常不缺少新闻。

    “老孟，你这一折腾，让（广州金融城）这个项目损失十几亿，恨不得都把你砍了。”年轻的赵绍华跟孟浩开起玩笑。

    下巴冒着灰白胡茬的孟浩显露出自得的神色。他的胡须曾经被包括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内的人“挂念”。

    为了让广州市政府公开“神秘”的39号文件，孟浩在政协会场上宣布“一天不公开文件，一天不刮胡子”。从此，他的胡须越留越长。

    他认为自己的胡子事关政府的面子，“我的胡子长一寸，政府的压力就增一分”。陈市长曾经跟孟浩在媒体上“隔空喊话”，后来俩人还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去年3月，39号文件公开，孟浩已经长约1尺的胡须终于剃落，后来被制成一支毛笔，挂在笔架上。

    这回，孟委员立誓要做一个“钉子户”。这是将胡子上演为公共符号之后，他再次主导的一场“行为艺术”。去年3月，“红专厂将要被搬迁，今后全部规划成广州国际金融城”的消息传出之后，孟浩和他爱管事儿的朋友们开始行动了。

    他组织几位当地文化名人去红专厂考察一番，又在今年广东“两会”上放话说“要在红专厂开一家公共文化观察室”。

    如今他的豪言变成了现实。“看到那条新闻没？说我是‘钉’进红专厂。我要扎在这儿，守住广州的这块文化空间。”他说这话的语气里，透着不加掩饰的成就感。

    羊城的夜幕降临，茶壶里沏上了新茶，油光闪闪的卤猪蹄也端上饭桌。搞民办教育的信力建光脚趿着一双人字拖，慢慢悠悠地走进茶室。

    《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编辑苏少鑫从茶叙中抽离，戴着一顶白色鸭舌帽的他独自站在露台上抽起了烟。用孟浩的话说，“我们这群人没有不良嗜好，最多喝点小酒”，但抽烟不被欢迎。

    直到身着白底粉色牡丹花长裙的检察官杨斌光临，屋子里单调的男性气场稍微有些调和。她是“广州公共观察”中唯一的女性。

    人还没落座，熟稔家务活儿的杨斌径直走到厨台前，麻利地切着姜蒜和葱段，拌起了黄瓜片。

    红酒就着猪蹄、水饺、黄瓜、花生米和牛丸，一顿土洋结合的晚餐开始了。因为凳子不够，在一番相互谦让过后，有的人高风亮节地站着就餐。

    两位资深的“广州公共观察”成员缺席此次饭局。他们是广州的两大“名嘴”，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和广州美院教授李公明。

    还有一位年轻的成员经常“掉队”，他叫王世军，是南方电视台的主持人。

    我们不谈很虚的主义，只谈具体事情，一个个跟市民利益相关的事情，所有的进步要靠一点一滴地缓慢推进

    即使有时缺席饭局，但在热点的公共事务上，他们的声音大多都不会缺席。

    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比“广州公共观察”这个名号要出名。

    年近70的王则楚在广州大名鼎鼎，他有次去日本考察时还遇到“粉丝”。前段时间有人以他的名义“维权”，让他不得不在媒体上澄清说明；

    孟浩是一位经常登上新闻版面的明星政协委员，广受媒体记者青睐；李公明和曾德雄则是活跃的时评作者，名字常见诸报端；

    朱永平是广州律师界的“朱大状”，办过不少大案子；信力建不仅办企业，还开博客，他开设于2008年的博客显示访问量至今已超过3亿；

    唯一的女性成员杨斌，论名气不亚于其他男性成员。她曾在法庭上为一个淹死自己女儿的犯罪嫌疑人求情，因此一度备受争议。央视的镜头让她成为公众熟知的具有同情心的“魅力人物”。

    身份和职业不同，党派不同，年龄有差异，“观点也不尽相同”，但这不妨碍他们面对公共事务时，成为意见领域的“盟友”。一个王则楚或者孟浩、李公明，都是不少政府部门眼中“麻烦”的角色，而他们联合起来一齐发声，批评的火力开得更足。

    “组建这个松散的沙龙，就是想大家抱个团，发表意见时可以形成合力。”苏少鑫说。这位年轻的报纸编辑是“广州公共观察”成员们公认的“秘书长”，也是联络这群人的“桥梁”。

    2006年，他在《新快报》主持评论版时，主动找王则楚、孟浩等活跃于公共事务的知名人士写时评。如今，“广州公共观察”的主要成员都是苏少鑫的评论作者。

    “抱团”的想法偶然诞生于2012年4月的一个“具体时间想不起来”的饭局。那年，广州市率先在全国铺开了社会组织登记改革，降低了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这被不少观察人士视为释放社会活力的重要信号。

    “饭局上，我和曾德雄商量，要不我们成立个社会组织，试试这项改革的宽容度？”苏少鑫回忆起最初始的动机。

    这个带有“试验”色彩的想法很快得到几位友人的呼应。但后来“发现成立社会组织需要蛮多必要条件”，他们觉得精力不济，最终以“松散的沙龙”将想法付诸实施。

    “广州公共观察”由此而来，每个成员称为“观察员”。它没有任何组织规定和条例，但观察员们保持着“共同的志趣和言论的尺度”。

    所谓共同的志趣，就是他们常常自嘲的“爱管闲事儿”。事实上，这些事儿，无论大小，都不是“闲事”。

    比如，海心沙公园该不该收费、城市垃圾如何处理、择校费何时取消、的士价格如何改革、停车场如何收费，等等。

    一说到“言论的尺度”，这群性格迥异的人实现了高度的默契，长年生活在广东的他们集体表现出一种“务实”的态度。

    “就事论事。我们不谈很虚的主义，只谈具体事情，一个个跟市民利益相关的事情。”“哲学家”曾德雄成为他们共同心声的代言人。

    这些热衷于谈论“下水道、空气、垃圾和停车场”的意见领袖，喜欢用“具体而微”的方式来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用曾德雄的话来总结：“所有的进步还是要靠一点一滴地缓慢推进，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然，他们“骂”的是广州。信力建紧跟着补充了一句：“广州以及广东政府对民意的容忍度很高。他们听不听、理不理你是一回事，但你可以骂，可以批评。”

    他们抢各种“麦克风”，尽可能地提高“分贝”，像祥林嫂一样对某个问题喋喋不休

    窗外的夜色更深了。推杯换盏之后，又是一轮茶叙。

    八卦和新闻一茬儿接着一茬儿，从某位男导演涉嫌嫖娼被抓到苏格兰公投。

    谈起准备出版的《广州公共观察丛书》，在场人的记忆转向当年给《新快报》写时评的时候。

    那块评论版是他们中大多数最早的媒体言论阵地。2006年，国内的报纸时评正兴盛。在大学的新闻学课堂里，时评被普遍视为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公民意见表达的一种形式。

    广东两会上积极“抢麦”发言的王则楚、孟浩，起初并不熟悉时评写作，“都是先在电话里口述，再由编辑整理”，但他们后来都成为广州各大报纸竞相约稿的专栏作者。

    “报纸借助了这些知名人士的影响力，也培养了他们在媒体上表达话语的能力，相互推进成长。”知名人士和本地新闻事件评论的结合，是苏少鑫最初为报纸评论“差异化竞争”想出的办法。日后，那块评论版成为广州这几位热心公共事务人士运用媒体话语的策源地。

    后来，《新快报》评论部开创了一个栏目“广州议政厅”。每次苏少鑫挑选一个热门的公共议题，从王则楚、孟浩、李公明和曾德雄等人中请来三位，坐在一起边喝茶、边讨论。这个栏目在当时收获了不小的影响力，甚至于“评论部被有关部门‘盛情相邀’，‘别骂得那么犀利’的说情也有”。

    过去，他们一直在适应媒体的传播方式。而如今，聚光灯会跟着他们走。就像苏少鑫所说：“他们不仅仅是观察者、评论者，有时甚至会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长期跟着孟委员跑政协口新闻的记者，无疑守着一座新闻富矿，这位以行动力著称的政协委员通常会“自己挖掘”新闻。39号文、中考新政、红专厂争议……在近年来他所关注的社会议题中，其本人也是事件的新闻角色。

    随着大众媒体的变迁、融合和传播技术的更迭，这些早已深谙传播规律的意见领袖，也在不断地更新他们的表达方式：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台到带有“自媒体”性质的博客、微博和微信，从web1.0进入web2.0时代。

    就连年纪最大的王则楚也紧跟潮流，微博和微信都不落下。这位老先生显得精力过人。一天下午，他在一个文化论坛上讨论“互联网是否会促进政府民主”。晚饭时，他和几位好友在饭桌上聊着垃圾分类。与此同时，饭店电视里正播着他对“广州等地公积金贷款强制担保”的意见。

    恐怕只有一个细节暴露了他是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当天的文化论坛结束后，他差点遗忘了随身携带的小背包。结果这位老先生晚饭时一直挎着背包，不敢取下来，“怕再忘了”。

    无论走到哪里，批评、意见就跟到哪里，这几乎成为“广州公共观察”成员共有的标志性特征。有时饭局还没结束，有人就匆匆离去，撇下一句话“晚上还要回家写文章”。

    白云山隧道是否该建，中考新政是否合适推出……只要觉得有话要说，找朋友借用一家咖啡馆空地，摆一张茶几和几把旧椅子，架起一台摄像机，就开始各抒己见。然后，那些视觉包装并不精美的观点视频，就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更简单的方式是，脸对着手机屏幕，持续用一个毫不讲究的近景镜头，语速像“突突”的机关枪，痛快地表达一番观点，再上传到自家微博上。

    他们自己也说不清，自拍的评论节目到底有多大的传播力，也不知“相关部门的人有没有关注”。有时，他们抢各种“麦克风”，尽可能地提高“分贝”，像祥林嫂一样对某个问题喋喋不休，“也没有人理我们”。

    那是这群“刺儿头”感到最无力的一件事。

    这些年已经适应了这种舆论环境，出台决策有意见没关系，可以商量，关键是去解决问题

    有人提到了“中考新政”，这让在茶桌前围成一圈的人们精神有些振作。

    这一事件被广州媒体称为“教育公共决策史上民意表达最集中、最爆棚的案例”。这也是观察员们参与意见表达的一个有欣慰结局的事情。

    2013年1月，广州市教育局公示了《2013年广州市中小学招生考试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涉及到招生指标分配问题。这份“征求意见稿”，就像一块扔进湖里的石头，引起舆论很大的反响。一部分家长意见很强烈，甚至跑到教育局、市政府去上访。

    如此掀起波澜的事件一出，自然少不了来自“广州公共观察”的声音。孟浩坐不住了，他和广州另一位明星政协委员韩志鹏联名致信广州市教育局。王则楚、李公明和曾德雄坐在一起，呼吁暂缓推出“中考新政”。苏少鑫和曾德雄在报纸上持续地对此事发表评论。他们发挥“联盟”优势，批评的声音一波紧接着一波。

    这一次，来自广州市教育局的回应很快到来。局长屈哨兵找来孟浩的手机号码，主动给他发短信说：“近日我们还想再开个座谈会，为广州教育健康发展大家再帮忙支支招。如果您有空，一定得请您一顾。”

    孟浩在微博上作了一首打油诗“鹏浩策笔疾书紧，哨兵即应细谋篇”表达欣喜。几个小时后，屈哨兵也在微博上以另一首“打油诗”回应：“此固一谢孟夫子，从长计议谋新篇。”

    两人诗兴显得都很浓，以诗达意的对话来回两次。这成为激烈博弈的“中考新政”事件中的一个小花絮。孟浩和屈哨兵“不打不相识”，两人还成了朋友。

    正式的公共对话发生在广州市教育局召开的座谈会上，家长代表、教育行政部门、媒体、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和孟浩、韩志鹏等省、市政协委员以及人大代表到场。会上，教育部门解读政策，各方代表激烈地争辩。

    最终，广州的中考新政有了“三年过渡期”，以各方相对比较满意的结局收场，舆论也平静了下来。

    事实上，并不是每次意见表达，都如这个案例一样有着及时甚至诗意的回应。但有些令人安慰的心声会在私下里传递。有的广州政府官员在私人场合跟王则楚说：“王老，您说得真好啊，说出了我想说的。”王则楚想想，“这么多年来也没谁跟我说不要提意见”。

    过去像“防火防盗”一样被提防的孟浩，如今是很多政府职能部门的座上宾。孟浩的手机里存着很多部门一把手的电话，哪些地方看不惯了，可以直接打过去提意见。

    孟浩给广州市交委的意见提了不少。他曾经炮轰过广州出租车经营体制，还抱怨过“公交车牌晚上看不清”等细碎问题。市交委客运管理处处长苏奎跟孟浩接触后，觉得“孟委员没有个人私利，都是代表部分公众的意愿”。

    面对大大小小的批评和意见，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苏奎显现出开放的态度。他说：“这些年已经适应了这种舆论环境。在出台一些决策前，可以预知到会有‘不同意见’。有意见的话，没关系，可以商量，关键是去解决问题。”

    2008年，广东省政协换届的时候，屡次给政府部门“挑刺儿”的孟浩一度感到很焦虑。他向多名朋友倾诉，担心“这次要被拿下来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孟浩不仅成功连任，还被选为政协常委。

    为了改善公共生活这一共同目标，我们更看到无数的草根市民从生活的细微处发现问题并着手改变

    那天晚上的酒似乎没有喝到尽兴，一瓶红酒还没见底，有的杯子里还留着残酒。如果年纪最长的王则楚到场，酒一定会喝得更多。

    虽然年近古稀，王则楚的酒量很好，半斤不在话下，“几乎每晚都要喝”。这么多年，他参政议政的热情如同酒兴一样，一直没有衰退。

    他以“死磕”精神著称。2000年，作为广州市人大代表，他对洛溪大桥收费问题提出询问。5年过去了，为了5块钱的过桥费，他还在追问，直到那座大桥的收费历史终结。当时，他的身份变成了广东省政协委员。

    近年来，广州以及广东省每年两会上，几乎都不缺犀利的言论和引起全国轰动的新闻，有个性的代表和委员抢着“上头条”。这让不少广州本地的时政观察人士想起给他们留下深刻记忆的“广州人大现象”。

    发生在2000年的广州市参政议政事件是这种现象的显著标志。当年，广州市人大代表7天8个询问案，询问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刚性监督”引起了社会瞩目。而王则楚正是“广州人大现象”的亲历者。如今，回想当时“惊心动魄”的场面，他还是会心生感慨。

    “广州公共观察”这个总共只有11个人的朋友圈里，接近一半的人有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经历，有的至今还在履职。

    孟浩是从当上政协委员以后开始关注公众事务的。这个广梅汕铁路公司的职工，“把做政协委员当成一件很认真的事情来做”。他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社情工作室”，平日里会不断地接待找他反映情况的群众。

    一个现实是，“代表和委员的身份对提意见是有利的”，因为被批评的部门碍于这些政治身份“总是会给点面子”。而媒体也喜欢将他们的名字和那些头衔连缀在一起。李公明卸任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以后，不少媒体在叙述他的身份时，还是习惯性地带着“广东省政协委员”。他本人也颇“无奈”，“带着就带着吧，反正写的是‘第九届’”。

    在李公明看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光芒无法遮盖普通广州市民的社会参与精神。这位长期针对本地公共事务写时评的大学教授，也是这座城市的观察者。

    他总结：“为了改善公共生活这一共同目标，我们看到众多声望卓著的有识之士热切陈言，更看到无数的草根市民从生活的细微处发现问题并着手改变。”这里有申请公开光亮工程可研报告的“拇指妹”、关注地铁1号线翻新工程的“举牌哥”，有曝光出租车“茶水费”的的哥老王、反乙肝歧视者雷闯，还有关注旧城拆迁的恩宁路学术小组、推动垃圾分类的网友“樱桃白”和草根治堵方案的设计者陈哲宏，等等。

    这位“广州公共观察”的观察员也相信，眼见的那些热点事件和人物还不是“广州公民”这一动人叙事的全部，“在他们背后，肯定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小事件、小人物”。

    这样的“不满意”和那样的“看不惯”，是因为相信公共事务的解决需要协商，是因为对公共生活有美好期待

    杯子里的茶渐渐凉了，开始有人起身离去。

    信力建先走了，“要赶着去接孩子”。接着，杨斌也告辞了。

    孟浩打算晚上就在“红一号艺站”住下来，因为担心“楼下的字画和电脑设备”。

    他守卫广州这片“老百姓去得起的”艺术园区的意志坚决。他甚至对媒体说，“什么时候把我灭掉了，什么时候红专厂该拆了”。

    朱永平开着他那辆保时捷走了，苏少鑫驾着雪佛兰在广州的夜色里行驶。

    用那晚未到场的李公明的话来说，“‘广州公共观察’的每个人都各怀心事”。这里的“心事”，是说每个人怀有“共同志趣”的心理动因。

    至于为何热衷于公共事务，他们有共同的答案。比如，“责任感”、“追求公平”或者就是“看不惯”。这些知识分子、政治精英以及“中产阶级”对公共生活有美好期待。

    当然，也会有些更私人的理由。这其中包括李公明“自己求知欲的满足”，还有信力建作为一个企业精英的“好为人师和表达欲”，等等。

    信力建办了一家民营教育集团。除了“民办教育家”，他在社会上更知名的身份是一位时事专栏作家。

    他在博客上谈论教育、社会热点和国际政治，还爱跟本地的一些媒体人士组成号称“广州最有名的饭局”，一起谈天说地。这与广州很多“在商言商”的务实商人显得有所不同。

    而“在商言商”在他嘴里有着不同的阐述，“商人就是要商量嘛，有事好商量”。他由此又谈到了“协商民主”，“公共事务的解决需要协商”。他奉行的原则是，“用对话代替对抗”。

    不久前，大洋网的评论员万庆涛“入伙”，“广州公共观察”的队伍又壮大了。有人提出要不要给“广州公共观察”找个娘家。对此，内部意见尚不统一。

    近来，一些外地朋友找苏少鑫请求加入这个“组织”。这位“秘书长”没有将大门敞开，还跟那些人开玩笑说：“你们自己建个‘广州公共观察’的‘分舵’吧。”

    在不以饭局相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观察员们在互联网上相聚。有人在微信群里抛出一条新闻，问：“介入吗？”有人搭话：“介入。”

    根据观察员的约定，是否以“广州公共观察”的名义介入具体的公共事务，实现每个观察员的“一票否决制”。

    他们还商量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商讨问题。这是这个松散“沙龙”为数不多的规则之一。

    另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他们身上也找到默契，“不管怎么骂，就是不骂自己的单位，也不牵涉个人的事情”。

    有同事对李公明表示“不满”：“你批评别的部门那么多，为什么不说说自己单位的事儿。”对此抱怨，李公明每每笑而不语。

    饭局下次再约，“挑刺儿”还在继续。垃圾焚烧、被破坏的文物、该不该取消电动自行车、出租车要不要增加车辆……

    他们对广州有这样的“不满意”和那样的“看不惯”，但他们又庆幸，“哎呀，幸亏是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