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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出版时，恰逢国庆长假期间。主编王俊秀直到假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手指才第一次触到这本书蓝色的封皮。
自2011年始，这份研究报告已经出版了三本蓝皮书。除了封面印着的年份，以及一些简单排版细节上的不同，今年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看上去，跟往年的没什么不一样。
但王俊秀知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年是头一回，“社会信任总水平回升”。
与2010年相比，最近一次社会调查发现，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选择非常不信任的人群，比上次调查减少了1.2个百分点”。
“人们会意识到，社会需要凝聚每个人的信念。” 王俊秀说。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学者认为，社会信任水平与社会共享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挂钩的。
整体来说，民众对5大类机构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商业行业的信任水平虽然最低，但信任度的增幅是最大的，人们对公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媒体的信任水平也有所提高，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维持高度稳定。
“我们调查的是人们的心态，是人们主观的感受，这些数据显示，被调查者在心理上‘认为’，那些机构，或许比之前更可信了。”王俊秀说。
我国八大城市公众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最终的平均得分终于“回归到‘尚可信任’水平”
在今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里，《社会心态蓝皮书》甚至不在社会政法类的重点推荐名单上，它被用小一号的字体，和《女性生活蓝皮书》、《生态城市绿皮书》一起，列在更靠后的位置。
但在10月8日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它意外获得了关注。
“有更多普通人开始关注社会心态，因为关注社会心态，关注社会发展，也是将自身与所在社会联系起来……这就是社会得以形构的一个心理基础，即社会认同的基础。”另一位主编杨宜音在前言所写的这段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的研究内容会得到广泛关注。
虽然《社会心态蓝皮书》是在2011年才首次出版，但社科院对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却比这早得多。10年以上的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全面转型时期，社会信任也在经历着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开展“中国8大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研究，迄今为止已经是第3次。2013年11月，调查人员在北京、上海、哈尔滨、郑州、武汉、重庆、广州、西安8个城市，随机抽取10个社区，在每个社区内，抽取高中低档小区各一个，在每个小区内，随机抽取10户，进行问卷面访。
问卷上的信任程度，被划分为“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非常不信任”5个级别，最终，只有8.9%的被访者选择了后两个选项。
“这是社会总体信任水平回升的直接表现。”报告显示，8大城市公众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最终的平均得分终于爬上了及格线，“回归到‘尚可信任’水平”。其中，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推高了总体信任水平。
“调查是在去年11月进行的，当时刚开过‘十八大’。”王俊秀推测，去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整顿官员作风的规定和措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打老虎打苍蝇”的同时，也改善了政府形象。
调查中，政府机构被细分为中央政府、全国人大、本市政府、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6个类别，信任程度较2011年全面上升，提高幅度最大的是检察院。另外，由政府主导的、与居民生活高度相关的9项公共事业，如电燃气、公共交通、自来水等等，信任度得分都在70分以上，对教育和医疗的分数仅仅在及格线上，信任度则相对较低，但比起3年前的“不信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一是政府形象好转带动社会信任提高，二是社会欺骗相对减少提升社会信任，三是媒体的可喜变化助推社会信任提高。”最终，报告中给出了如上结论。研究者认为，一系列反腐倡廉政策的推行、行业法规的完善和监管，以及媒体在信息传播时更加谨慎，最终促成了社会信任总体水平提高。
改革开放到现在，就是一个社会共享价值观“摧毁和重建的过程”
如果用“全民瞩目的社会热点事件”，来折射社会价值观，王俊秀最后在报告中列出的，有郭美美炫富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我爸是李刚”事件、药家鑫案引发的司法信任危机、“小悦悦事件”引发的“看到跌倒者要不要扶”讨论、以及近年来在重庆打黑时发生的“颠覆性巨变”。
“这些热点事件背后，可以看到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形态和变化。从事件发生后，社会的态度和反应，可以清楚地折射出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价值取向……虽然这些事件都是个案，但个案背后涌动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无疑不能理解为是特殊情境下的意外发生，这种标本式的事件所揭示的社会价值观念，比学术的测量和调查更为深刻和真实。”研究报告指出。
王俊秀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是社会价值观念最为多元的时期，这也会是“使人迷茫的时期”。中国社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太多大的变化”，社会共享价值观也在“不断被摧毁重建”，9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恰好是一个最新的重建过程。
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当大多数人在感慨和谴责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的时候，“往往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拉开距离进行“审视和批判”。在他看来，所谓的道德滑坡，其实就反映在每个人“对于构成道德基础的日常信念的摒弃和不坚守”。人们用清楚的分界线，对自己和他人“采用了不同的价值标准”。
“传统价值观崩塌之后，社会行为也会失序，坚守传统社会共享价值观，就是守卫道德底线。”王俊秀试着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解释，究竟该如何理解共享价值观和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并不是一个包含着另一个，只能说，共享价值观的重建，对信任水平回升有一定影响。其实，今年这份研究报告的重点，是社会共享价值观。”
这位社科院研究员回想起了彭宇案，这起2006年末发生于中国江苏南京市的民事诉讼案，一度引起巨大争议，引发了人们对城市人际信任现状危机的担忧。
他分析说，21世纪以来，信息革命推动我们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信任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适用于熟人社会的“习俗型信任”，开始受到新的适用于陌生人社会“契约型信任”的冲击。
今年出版的这本《社会心态蓝皮书》中，调查显示，“在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契约观念的认同程度在逐渐提高”，而契约观念“与人际信任和安全感存在显著相关”。
社会学研究中所说的契约，是社会成员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之间，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涵盖了法律、道德、风俗习惯。而前些年引发公众信任危机的，正是一种名为“人缘契约”的东西，那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道德期望。
“如果社会共享价值观建立起来了，就比如，你坚信公平与正义，就算你偶尔遇到了诈骗，也不会怀疑社会，这就是说，你对社会的信任感建立起来了。”王俊秀说。
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共享价值观的重建，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今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总体信任水平的回升，却并不意味着，“信任危机”的阴影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次城市调查中，8个城市里，广州被调查者的社会信任水平最高，而上海、北京、哈尔滨和武汉4个城市，仍然处于“不信任”水平。
蓝皮书中给出的原因是，城市规模越大，外来人口越多，“城市管理和服务供应不尽到位”，“社会经济改革较快变动”，再加上部分城市近年来有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社会矛盾较为尖锐”，以至于信任程度“未达及格线”。
商业行业中，旅游业和广告业的社会信任问题仍然较大，远远比不上公众对银行的信任程度。
“这种信任一方面来自对周围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来自媒体报道。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侧重不同，也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报告说。
王俊秀试着让记者明白，社会心态的调查数据，实际上更多是人们的“主观心态”，而不是“社会事实发生的客观变化”。比如，人们“认为的社会机构和团体诈骗减少了，可以信任了”，犯罪率调查的诈骗案数据却不一定真的减少了。
但他承认，整体的社会信任程度的确在上升，尽管“幅度很小”，但这是“连续数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 王俊秀表示，他也在不断思考信任水平回升背后的原因。
“原因很复杂，除了报告里给出的那三个原因，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影响着人们。对这个结果，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王俊秀斟酌着用词，“这或许是因为，现在全社会整体的共享价值观正在重建。”
事实上，拿到最近这一次调查的最终数据之后，这位发展社会学博士并没有感到意外：“一次小幅度的回升的确可喜，但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共享价值观的重建，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谨慎地思考了片刻之后，他最终给出了一个比较确切的期限——10年。
本报记者 张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