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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科学现场

科普作家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本报记者 张渺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10月29日   11 版)

    10月22日,中国科普研究所8楼的会议厅里,科普作家陶世龙坐在正对着门口的地方。每看到一个新进门的老朋友,这位85岁的老人都大笑着,用洪亮的声音叫出对方的名字。

    “章道义、王麦林、赵世洲……”坐在旁边的汤寿根念着参会者名单,“赵之怎么还没来?”

    名单上的每个名字,都是中国科普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前辈们,自掏腰包组织了这次活动。名单上没有写职务,因为上面的每个人都已不在职,所有的头衔前面,都需要加个“前”。

    “见见老朋友,庆祝科普作家协会成立35周年,还有,给王麦林大姐过90岁生日。”协会的前副理事长汤寿根老先生总结说。

    1979年中国科学普及创作协会建立之后,汤老先生连任了两届理事会的副秘书长,而当年的秘书长,就是如今坐在他斜对面的王麦林。

    顶着满头白发的王麦林咧嘴笑了,这位老科普工作者秉持着一贯的严谨态度纠正说:“是89周岁。”

    “35年过去了,我们做得怎么样?许多同行已用丰硕的成果作出了回答。” 陶世龙的发言稿里充满了回忆。

    科普作家协会老会员沙龙的现场,长方形的会议桌摆在正中间,十余位老前辈围坐在桌前,互相打着招呼,彼此询问这些年来的状况。用汤寿根的话说,他们都“好多年没见了”。

    汤寿根最终确认,名单上的25人,因为身体原因,最终只来了十几个人。

    著名科普作家、科幻小说家、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金涛,原本打算来参加这次聚会,但由于身体不适,22日当天也没能出现。

    但就在4天后,10月26日,金老先生又有了一个见见老朋友的机会,那天下午两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大厅里,72岁的金涛走上主席台,从王麦林手里接过了一束鲜花,他是“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基金”奖的第一位获得者。

    就在去年,王麦林将100万元人民币,无偿捐赠给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设立了中国科普界的第一个科学文艺创作奖励基金。

    那笔钱,几乎是这位老大姐毕生的积蓄,她的这一举动,入选了由中国科协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十大科普事件。

    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章道义,在他主编的《中国科普名家名作·麦林篇》中,对王麦林的评价是,“影响了整整一代科普作者”。

    “她主持《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编辑工作,创办了《科普创作》杂志,现今60来岁的不少知识分子,都是读着她的杂志长大的,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今年82岁的汤寿根,对这位老大姐十分推崇。

    这些科普作协的老前辈们,几乎都已经是八九十岁高龄,却大都口齿清晰,精神矍铄,《不知道的世界(物理篇)》的作者赵世洲坐在最边上,耳背的他几乎听不清老朋友们说话,只是笑眯眯看着大家。

    国际科学作家协会(ISWA)首名中国会员谢础拿出两张旧照片,给围坐在会议桌前的大伙儿传看。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他和陶世龙等人一起参加中国科协科普考察团,赴美国考察时拍的。两张照片已经泛黄,画面也显得有些模糊,背面用黑色的签字笔写着“DC”、“考察团”字样。

    “35年过去了,我们做得怎么样?许多同行已用丰硕的成果作出了回答,我自己则感到惭愧,这些年做的很少。”已经谢顶的陶老拿出自己的新作《谈天说地》自谦说,“这是吃老本儿的东西”。

    这些年来,他参与主编了《科普创作》、《科技写作》、《科普创作概论》和《黄河文化》,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纵横谈》。在参加这次沙龙之前,陶老再三修订了自己的发言稿,整篇稿子里充满了回忆。

    陶世龙几乎能记得起那个夏日午后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从主席台上被搬下来的桌椅,每个人都“平起平坐”

    陶世龙还记得,35年前的夏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接见了参加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他怎么会来?当然是我们邀请的!” 这位前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室主任回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科教出版界和科普作家、编辑家一共300多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筹委会。1979年8月,科普作协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准备在北京召开。“会务主事者王麦林、章道义同志就提出,想邀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讲话,让大伙想想请谁好,提出来他们去办。”

    当时,陶世龙马上想到,“胡耀邦同志最合适”。“因为他一向重视科学技术,支持鼓励科普创作。此时作为中宣部长,又正好管得着。”

    之所以推荐胡耀邦,更重要的原因是,1955年胡耀邦曾公开鼓励、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向科学进军,并提出了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的问题,组织推动青少年读物的创作与出版。1955年10月2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上,以一大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国文学、美术、科学工作者,响应“号召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章。

    “我个人即由此而走上科普创作的道路。”陶世龙说。

    正因如此,当科普作家协会成立之初,陶世龙等二十多位科普作家以个人的名义,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我们正是在你的教育下,决心献身科普事业的,当时我们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现在都是中年人了。尽管因而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更看清了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还准备把我们毕生的精力贡献给青少年,渴望能把这一工作做好,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和需要。”信送了出去,没多久就有了回音。

    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是在1979年8月21日下午3点,陶世龙几乎能记得起那个夏日午后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从主席台上被搬下来的桌椅,每个人都“平起平坐”。他在会上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也是他“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定要依靠科学、民主、法治,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科普作协是个“建国三十年来没有的组织”,当年的会上,包括陶世龙在内的许多与会者都感到,“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35年过去了,他们几乎都还保持着对科学的热忱,一位致力于反邪教的科普作家,家中的电话号码里有许多个“4”,有人建议他换掉这个“不吉利的号码”,老人家态度十分强硬:“我一生都在做科普工作,教育别人破除迷信,我自己怎么能说一套做一套?”

    “科普作家觉得写科普没用,不赚钱,青年人和学生也不看科普了”

    在汤寿根看来,科普作家最辉煌的时期,其实已经过去了。

    “我们258个科普作家,一起去参观海军基地。”他回忆起当年,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兴奋,“粉碎四人帮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了,科普的春天也来了,国家重视,老百姓也重视,大家对科学都如饥似渴。”

    最让汤寿根介意的一件事是,有一回,他专门问他的侄女看不看科普文章,结果那位“下一代”回答说:“不是我不看,是没时间。”

    “她要忙着赚钱呢。”汤寿根替侄女补上了后半句话。那一次跟侄女的对话之后,他隐约明白了年轻人的想法,起初还觉得心塞,后来却不得不“看开了”。

    据汤寿根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科普开始转向衰落,大批的科普作家都“下海了”,去“忙着赚钱”。

    “科普作家觉得写科普没用,不赚钱,青年人和学生也不看科普了,觉得不赚钱,对考试也没用。”他叹着气,反复强调“没用”两个字。被问及对一些如今流行的科普网站的看法,汤寿根毫不客气地评价,“太商业了”。

    “刚建立的时候还不错,现在满满都是广告和软文。”这位几乎写了一辈子科普文章的老作家,曾经在一家科普网站刚建立的时候,写过赞扬的文章,如今却已渐渐失望。

    事实上,对现在的科普出版大环境,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科普书籍可能是比以前多了,看上去也是一片繁荣,但是许多图书是知识和图画的拼凑。现在科普创作,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创作跟不上,甚至还不如五六十年代。那时候有许多好书,让很多人树立了长大当科学家的理想。”

    “国家仍然重视,但老百姓不重视了。”沙龙上,汤寿根回忆起35年来的科普历程,甚至哽咽了起来。

    “现在的科普大环境,远远不如当时了。”坐在旁边的陶世龙也附和着,他微微有些激动,说着一口四川普通话,语速飞快,“以前很多报纸都有科普的版面,我们经常在上面发科普的文章,现在呢,还有几家报纸有科学稿件的容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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