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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中国科普研究所8楼的会议厅里，科普作家陶世龙坐在正对着门口的地方。每看到一个新进门的老朋友，这位85岁的老人都大笑着，用洪亮的声音叫出对方的名字。
“章道义、王麦林、赵世洲……”坐在旁边的汤寿根念着参会者名单，“赵之怎么还没来？”
名单上的每个名字，都是中国科普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前辈们，自掏腰包组织了这次活动。名单上没有写职务，因为上面的每个人都已不在职，所有的头衔前面，都需要加个“前”。
“见见老朋友，庆祝科普作家协会成立35周年，还有，给王麦林大姐过90岁生日。”协会的前副理事长汤寿根老先生总结说。
1979年中国科学普及创作协会建立之后，汤老先生连任了两届理事会的副秘书长，而当年的秘书长，就是如今坐在他斜对面的王麦林。
顶着满头白发的王麦林咧嘴笑了，这位老科普工作者秉持着一贯的严谨态度纠正说：“是89周岁。”
“35年过去了，我们做得怎么样？许多同行已用丰硕的成果作出了回答。” 陶世龙的发言稿里充满了回忆。
科普作家协会老会员沙龙的现场，长方形的会议桌摆在正中间，十余位老前辈围坐在桌前，互相打着招呼，彼此询问这些年来的状况。用汤寿根的话说，他们都“好多年没见了”。
汤寿根最终确认，名单上的25人，因为身体原因，最终只来了十几个人。
著名科普作家、科幻小说家、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金涛，原本打算来参加这次聚会，但由于身体不适，22日当天也没能出现。
但就在4天后，10月26日，金老先生又有了一个见见老朋友的机会，那天下午两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大厅里，72岁的金涛走上主席台，从王麦林手里接过了一束鲜花，他是“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基金”奖的第一位获得者。
就在去年，王麦林将100万元人民币，无偿捐赠给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设立了中国科普界的第一个科学文艺创作奖励基金。
那笔钱，几乎是这位老大姐毕生的积蓄，她的这一举动，入选了由中国科协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十大科普事件。
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章道义，在他主编的《中国科普名家名作·麦林篇》中，对王麦林的评价是，“影响了整整一代科普作者”。
“她主持《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编辑工作，创办了《科普创作》杂志，现今60来岁的不少知识分子，都是读着她的杂志长大的，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今年82岁的汤寿根，对这位老大姐十分推崇。
这些科普作协的老前辈们，几乎都已经是八九十岁高龄，却大都口齿清晰，精神矍铄，《不知道的世界(物理篇)》的作者赵世洲坐在最边上，耳背的他几乎听不清老朋友们说话，只是笑眯眯看着大家。
国际科学作家协会（ISWA）首名中国会员谢础拿出两张旧照片，给围坐在会议桌前的大伙儿传看。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他和陶世龙等人一起参加中国科协科普考察团，赴美国考察时拍的。两张照片已经泛黄，画面也显得有些模糊，背面用黑色的签字笔写着“DC”、“考察团”字样。
“35年过去了，我们做得怎么样？许多同行已用丰硕的成果作出了回答，我自己则感到惭愧，这些年做的很少。”已经谢顶的陶老拿出自己的新作《谈天说地》自谦说，“这是吃老本儿的东西”。
这些年来，他参与主编了《科普创作》、《科技写作》、《科普创作概论》和《黄河文化》，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纵横谈》。在参加这次沙龙之前，陶老再三修订了自己的发言稿，整篇稿子里充满了回忆。
陶世龙几乎能记得起那个夏日午后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从主席台上被搬下来的桌椅，每个人都“平起平坐”
陶世龙还记得，35年前的夏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接见了参加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他怎么会来？当然是我们邀请的！” 这位前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室主任回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科教出版界和科普作家、编辑家一共300多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筹委会。1979年8月，科普作协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准备在北京召开。“会务主事者王麦林、章道义同志就提出，想邀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讲话，让大伙想想请谁好，提出来他们去办。”
当时，陶世龙马上想到，“胡耀邦同志最合适”。“因为他一向重视科学技术，支持鼓励科普创作。此时作为中宣部长，又正好管得着。”
之所以推荐胡耀邦，更重要的原因是，1955年胡耀邦曾公开鼓励、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向科学进军，并提出了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的问题，组织推动青少年读物的创作与出版。1955年10月2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上，以一大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国文学、美术、科学工作者，响应“号召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章。
“我个人即由此而走上科普创作的道路。”陶世龙说。
正因如此，当科普作家协会成立之初，陶世龙等二十多位科普作家以个人的名义，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我们正是在你的教育下，决心献身科普事业的，当时我们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现在都是中年人了。尽管因而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更看清了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还准备把我们毕生的精力贡献给青少年，渴望能把这一工作做好，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和需要。”信送了出去，没多久就有了回音。
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是在1979年8月21日下午3点，陶世龙几乎能记得起那个夏日午后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从主席台上被搬下来的桌椅，每个人都“平起平坐”。他在会上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也是他“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定要依靠科学、民主、法治，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科普作协是个“建国三十年来没有的组织”，当年的会上，包括陶世龙在内的许多与会者都感到，“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35年过去了，他们几乎都还保持着对科学的热忱，一位致力于反邪教的科普作家，家中的电话号码里有许多个“4”，有人建议他换掉这个“不吉利的号码”，老人家态度十分强硬：“我一生都在做科普工作，教育别人破除迷信，我自己怎么能说一套做一套？”
“科普作家觉得写科普没用，不赚钱，青年人和学生也不看科普了”
在汤寿根看来，科普作家最辉煌的时期，其实已经过去了。
“我们258个科普作家，一起去参观海军基地。”他回忆起当年，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兴奋，“粉碎四人帮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了，科普的春天也来了，国家重视，老百姓也重视，大家对科学都如饥似渴。”
最让汤寿根介意的一件事是，有一回，他专门问他的侄女看不看科普文章，结果那位“下一代”回答说：“不是我不看，是没时间。”
“她要忙着赚钱呢。”汤寿根替侄女补上了后半句话。那一次跟侄女的对话之后，他隐约明白了年轻人的想法，起初还觉得心塞，后来却不得不“看开了”。
据汤寿根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科普开始转向衰落，大批的科普作家都“下海了”，去“忙着赚钱”。
“科普作家觉得写科普没用，不赚钱，青年人和学生也不看科普了，觉得不赚钱，对考试也没用。”他叹着气，反复强调“没用”两个字。被问及对一些如今流行的科普网站的看法，汤寿根毫不客气地评价，“太商业了”。
“刚建立的时候还不错，现在满满都是广告和软文。”这位几乎写了一辈子科普文章的老作家，曾经在一家科普网站刚建立的时候，写过赞扬的文章，如今却已渐渐失望。
事实上，对现在的科普出版大环境，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科普书籍可能是比以前多了，看上去也是一片繁荣，但是许多图书是知识和图画的拼凑。现在科普创作，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创作跟不上，甚至还不如五六十年代。那时候有许多好书，让很多人树立了长大当科学家的理想。”
“国家仍然重视，但老百姓不重视了。”沙龙上，汤寿根回忆起35年来的科普历程，甚至哽咽了起来。
“现在的科普大环境，远远不如当时了。”坐在旁边的陶世龙也附和着，他微微有些激动，说着一口四川普通话，语速飞快，“以前很多报纸都有科普的版面，我们经常在上面发科普的文章，现在呢，还有几家报纸有科学稿件的容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