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廖厂长”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自己见过18个“中国首富”中的15个，但是没有对哪个感到难忘。唯独另一个老男人，25年来，让他一直念念不忘。

    这个老男人，叫做“廖厂长”。大约一个月前，吴晓波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只有廖厂长例外》。其中写道：有人曾问他，你见了这么多的企业家、有钱人，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他想了很久，然后说，是廖厂长。

    文章发出不到半个小时，就有很多人开始好奇：谁是廖厂长？

    “真的抱歉，我连他的全名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姓廖。”在46岁的吴晓波的记忆里，廖厂长有“一头飘逸的长发”，瘦高而寡言，岁数上大自己一轮，是湖南娄底一家小厂子的厂长。

    25年前的春天，正是这位素昧平生的廖厂长的7000元“巨额”资助，当时还是复旦大学学生的吴晓波，才得以和3个同学完成一段历时半年的“南疆考察”。这次考察，他们一口气走了长江以南的11个省份，去过山区、农村、前线，“了解了这个国家的辽阔、伟大与苦难”。

    此后，他再也没有和廖厂长联络过。

    文章发出后，许多读者开始了热切的寻找。10月25日，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吴晓波与廖厂长终于重新相聚在湖南的一座小城洪江。

    此时的廖厂长已经不再是那个长发飘飘的年轻人。他甚至说，我是廖厂长，但又不全是廖厂长。

    人生能有几个25年，能够在洪江和廖厂长见面，是快乐的事情

    吴晓波和廖厂长见面会的当天，洪江稀稀拉拉下了几滴雨。这座位于长沙西部近400公里的古商城，因为参会人群的涌入，变得热闹了很多。

    铺着红地毯的讲台上，廖厂长有些激动，一连说：“让我平复一下心情。”就在头一天，吴晓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一想到见廖厂长，心里就有些忐忑，廖厂长在他眼里“是有光环的”。

    吴廖两人的标牌被摆放在一起，两人隔桌而坐。身后的宣传墙上，印着4个大大的字：理想·情怀。一边是考察团队出发时的合影，一边是廖厂长现在的照片，留着分头，略微发福。

    “我看到我后面那个照片，还是挺帅的，现在变成了小老头，廖厂长也是。”吴晓波打趣道，“人生能有几个25年，能够在洪江和廖厂长见面，是快乐的事情。”

    他甚至觉得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他一直以为，廖厂长去了深圳，并且混得不如意，再也找不着了，很可能变成了一个小糟老头——如果厂子办得红火怎么可能南漂深圳？

    那大约是在1995年，正在家中写作的吴晓波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深圳的电话。一个很急促、方言口音很重的声音问道：“你是吴晓波吗？”

    吴晓波语气冷淡，对方支支吾吾地把电话挂了。当放下电话后，吴晓波才猛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廖厂长的电话。

    再没有对方的任何信息。直到吴晓波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他都觉得不可能再找到当初曾资助过他南方考察的这位廖厂长。

    “我写这篇文章，更多是对我自己的观照吧，或者说写给我自己看的。”吴晓波吸了口烟，继续说，“他已经被抽象掉了。”

    可是，文章出来的一两天里，湖南、深圳等地读者和媒体通过微信后台留言，希望能发起“寻找廖厂长”的活动，帮助他完成这次看似不可能的寻找。特别是湖南当地人的关注，不少与娄底有渊源的官员、商人、媒体人参与了转发。

    三湘都市报记者汤霞玲找到长沙市涟源（娄底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商会的秘书长卢新世，并提供了4条线索：一，姓廖，60多岁；二，在娄底办过照明配件厂；三，后来去深圳做生意；四，资助过几位上海大学生。

    卢新世问正吃晚饭的涟源商会副会长廖群洪：“那个姓廖的人是你吗？”事实上，打听到廖群洪这里来的人不止一个，他的手机几乎被“刷屏”，微信里嘀铃嘀铃响个不停。

    廖一边喝酒一边回复：“年纪不对，也没有去过深圳，但的确资助过几位大学生。”

    第二天，记者造访廖群洪家，其妻从箱底找出 25 年前的一张“南疆考察队”旧照片，才确定他就是人们寻找的“廖厂长”。照片中，廖厂长留着一头长发——后来剪成中长发，3年前才剪成现在的分头。

    “没什么好奇怪的，生活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理想主义性格的侠义之士。”卢新世说。

    廖群洪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并没有给吴晓波打过那个电话，“应该是别人打的吧”。事实上，虽然25年没有联系过，但廖厂长一直知道他有成就，也很高兴。

    “我知道他就是写《激荡三十年》的人，我要找他交流，看作品就行了。”在长沙的一栋小洋楼里，他坐在一个小木板凳上回忆道，“我要找他很容易，只是觉得各自在各自的路上走，没有什么（联系的）必要。”

    我们只是简单拥抱了下，彼此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文章发出不到48个小时，廖厂长的下落便被找到。两人约定，10月份在湖南见面。

    在见面会两天前的一个晚上，两人在长沙终于再次相见。瘦高的吴晓波穿着休闲西装，出现的时候手里还捧着一束鲜花——“这是我第一次送花给另外一个男人。”他说。

    “没有想象中的激动。我们只是简单拥抱了下，彼此看见了当年的自己。”吴晓波在文章《找到廖厂长》中的叙述简单平静。

    在一间湘菜小店，吴晓波静静地听廖厂长潦潦草草地诉说过往25年的商海沉浮，每一次起伏转折都在吴晓波的脑海里投影出宏观经济的波动曲线。吴晓波感觉到，廖厂长的运气貌似不太好，总在景气的尾巴处被“恰好”扫倒，他的心也太软，要么被骗被赖账，要么没有将钱“赚透”。

    如今的二人，早已不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一个是国内知名财经作家，2009年作家财富排行榜第5位；一位虽不算巨富，但也是一个锰矿企业的董事长，正筹备一家公司上市。但是，当聊起当年的理想时，两人依然激动。

    廖群洪说：“理想的光，在每个人心里继续燃烧。”而吴晓波则觉得，他们参与考察的一行人，从廖厂长身上传承到了理想主义的余温。

    “当我看晓波的文章时，感觉突然就被拉回到那个时代。”廖厂长回忆道，“现在想想那个年代，比我现在挣多少钱都激动。”

    1980年代，廖厂长和青年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国家的出路在哪里”。“那时候的理想主义，更纯粹，对我们这一辈人来讲，1980年代是一个很难告别的年代。”吴晓波表示。

    读大学的吴晓波，几乎天天泡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一楼的本科生阅览室，成天“一排一排地读书”。

    “那时候没有卡拉OK，没有网络游戏，我只能去图书馆读书。”吴晓波说，“读了4年的书，我了解的国家都是书本上的国家。”

    1988年，吴晓波读大三，他和同学王月华、赵勇、梁红几个年轻人商定，要去南中国走一圈，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想知道：改革开放10年了，中国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他们4人组成了“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找来白色油漆，在红色的旗帜上写上“未来记者”几个字，准备行走中国。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处去拉赞助。

    他们对着电话号码本，打钩，挨个打电话。然后拿着学校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到上海的各大国营厂“化缘”，跑遍大半个上海，大多吃到闭门羹。3个月，只筹到1000多元，以及一台照相机和几个背包，这离预计的还差一大截。

    他们将自己的困难写给上海《青年报》的一个师兄。求助信刊发后，消息传到湖南娄底，那时，廖群洪正在经营一家小厂子。通过一名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朋友核实事情的真实性后，他给学生们寄去了7000元。

    “那时候不靠谱的人挺多。”吴晓波笑着说，“廖是极不靠谱的，见都没见过我们。”他虽然内心很感动，但是一直觉得廖厂长这个人“太冲动”了。

    “当年的7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位大学毕业生的基本工资是70多元， 学校食堂的一块猪肉大排还不到5角，‘万元户’在那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有钱人代名词。”吴晓波在文章中写道，“这封来信，让我们狂喜之外却也觉得难以置信，不久，我们竟真的收到了一张汇款单，真的是从湖南娄底寄来的，真的是不可思议的7000元。”

    因为这笔资助，两位副厂长跟廖厂长大吵了一架，随即一起辞职离开了他。

    实际上，廖厂长并没有吴晓波记忆中那么老。资助考察队的时候，他也才27岁。“我也很想去看看中国的现状，手上有资金，晓波他们有想法，能去实现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共鸣。”在他看来，他和晓波他们是朋友，是同志，要共同完成这件事。

    对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廖厂长没有提什么要求，只是希望当考察结束后，能给他寄一份调查报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那么多年念念不忘廖厂长

    一直和财经打交道的吴晓波，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是“交易”。他指出，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物质，我们开始用金钱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所有交易都有成本。

    “相比之下，廖厂长不计成本、无法交易的行为，是那么罕见。”见面会上的吴晓波坦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那么多年念念不忘廖厂长。”

    可在廖群洪看来，自己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在25年前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平常事。“我没想到，我竟然在别人的记忆里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正是这点“平常事”，“在一个他自以为适当的时刻，用双手呵护了时代的星点烛光。”吴晓波在文章中写道。

    考察一开始，他们就决定，南行路上，必须特意去趟娄底，拜访这位姓廖的好心厂长。

    吴晓波开玩笑说，我们还以为他可能是个什么“首富”，到了娄底才发现他其实只是个挺小的企业的厂长。

    在一间四处堆满物料的工厂里，吴晓波同这位长发飘飘的廖厂长初次见面。他现在还记得，见面地点是在一间简陋、局促而灰暗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用灰格子布罩着的转角沙发散发出一点时代气”。一切都同原先意料中的大相径庭。

    廖厂长当时经营的是一家私营小厂，只有20来个人，组装生产水泥编织袋的设备，全厂全年利润大概也就几万元，而他个人的工资不过每月200元，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赞助几位素昧平生的上海大学生。

    当时看到吴晓波时，廖厂长心情却很复杂。他说感觉很欣慰，他比吴晓波大６岁，看到有小学弟能去实现梦想；也很佩服，当时的交通不便利，他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还有就是“感谢这些有志向、有勇气的年轻人去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

    他还透露说，正在积极筹钱，想到年底时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

    这是吴晓波第一次听到马克斯·韦伯这个名字——不是从学校的教授和同学那里听到，而是来自一位湖南小厂厂长。当时的吴晓波还不知道韦伯是一位德国人，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在日后，他在写作中常常引用他的文字。

    1989年3月8日从上海出发，吴晓波一行人的考察历时半年。他们乘坐绿皮火车转铁皮大巴车，住三五元一晚的小旅馆，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贫穷、真实的中国”。

    在贵州大山里，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带着3个女儿艰难生活。全家只有两条裤子，她和3个女儿轮流穿，每天只能两个人出门，另两个躺在床上。他们还去了战争前线，直面几千位烈士的遗体。他们去了海南，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改革气息。

    吴晓波回忆称，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很愤怒的，一方面抱怨变化不够，另一方面变化又太快，贫富差距在拉大，变化过程中自己可能就是受伤害的人。

    而南中国考察让他从书斋回到了乡土，他越来越相信费孝通提倡的渐进主义、改良主义是对的。

    这也正是年轻的廖厂长与朋友通宵达旦地讨论“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所要寻找的答案之一。

    可惜的是，考察回来后，忙着毕业、工作，各奔天涯，除了几篇新闻稿，这支队伍并没有整理出一份系统的调查报告寄给廖厂长。

    两个人的人生都活在自己的洪流里

    25年后，吴晓波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带来了这份调查报告。他为廖厂长带去了近年写的9本书，“垒起来就是时间的高度”，现在用这些书向廖厂长“交代”。

    “这是一份很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如此之重，我的双手接不下来，我只能用我的心来承受这份礼。”廖群洪刚平复的心情又开始激动起来。

    吴晓波从1996年开始写书，到现在，平均每年一本，“写作本身是给廖厂长的一份报告”。

    在他的写作生涯中，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中国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花钱如流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然而吴晓波说，“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更怀念这位只缘一面的小厂厂长。”

    他并不知道，廖厂长的创业之路一直充满坎坷。

    1990年，廖群洪带着从丈母娘那里借来的2000元回到娄底，租了门面，卖起了液化气，没过多久又去江苏开发推广鱼药，到广州做进出口贸易，1997年回长沙做计算机网络工程，创办了电信“10000”台的前身“1000”，虽然理念很先进，但苦于资金问题，最终没能做大。2008年到2012年，他曾受邀开发日用品城，因过度劳累让他的心脏做了3次搭桥手术。

    他曾在长沙雨花区开店，电动机内芯坚持用铜为原材料，可是隔壁一个店子却用铝，每台便宜300元。采购的人为了完成任务，收取提成，坏了就来修，又赚一笔，或者重新买。“这种事情我就干不了”。

    在老乡们的帮助下，廖厂长一天一天变得“成熟”起来，“翻译马克斯·韦伯的那些念头早就不见喽”。

    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肯尼迪评传》。书中提到，肯尼迪家族的核心理念是：你生活在这个社会，就要为社会作贡献，要想作贡献，你需要动用社会资源。无非是两个途径，一个是你有资源，第二就是谋求社会公职，动用社会资源。

    “这就是我读书的动力，我想要动用社会资源，然后贡献社会。”廖群洪直白地告诉记者。在他年轻时，每到一个地方，就赶紧跑书店，买书、读书。

    同一时期，对吴晓波影响最大的书是《李普曼传》，这本书为他提供了相应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做记者，跑条线；第二步，写专栏；第三步，写书。

    有趣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李普曼频频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宾。

    进入90年代，一个忙着调研写文章办公司，一个忙于创业，两个人的人生都“活在自己的洪流里”。“很多人当时哪怕很密切，过了两三年，朋友也会变得很陌生，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吴晓波感慨道，“我们这一代人青春过得很快，嗡地一年过去了，跟爬山一样，不努力就会被淘汰掉。”

    事实上，昔日考察队中的王月华一直和廖厂长保持联系。但吴晓波和老同学的联系也很少了，即便聊天的时候也不会谈起廖厂长，所以他一直不知道，通过王月华可以联系到这个让他念念不忘的人。

    所谓的理想主义，就是当我们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能够热爱它

    52岁的廖群洪说自己已经过了容易激动的年龄，但是当他读到吴晓波回忆自己的文章时，眼泪还是“刷地下来了”。

    “现在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温暖激动都不足以表达。”见面会上，他对吴晓波说，“我既为晓波笔下的廖厂长而感动，也为寻找廖厂长感动。”

    自从“被找到”后，之前总是被称作“廖总”、“群洪”的他有了一个专有的称号：廖厂长。

    他对记者强调，吴晓波笔下的“廖厂长”形象，被赋予了吴本人的情感。这次反响大，说明了他笔下的廖厂长有闪光点，反映了大家渴求的那种精神。

    事实上，吴晓波通过新平台重发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引起如此大的共鸣，以及成为一个持续发酵、酝酿一个多月的“事件”。《只有廖厂长例外》几年前在他的杂志专栏和博客里都曾发过，“几乎没什么反响”。

    读到这篇文章，廖厂长说自己仿佛被突然带回到以前，“仿如昨天，一想起就有些热血沸腾，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充满激情的时代”。

    在那个年代，人们很少谈成功，“觉得是蛮傻的事”，吴晓波补充说，“更少谈个人的成功”。在吴晓波看来，那个时候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虽然物质开始冲击整个社会，但人们比较乌托邦的思想并没有崩溃掉。

    而到了90年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量化，什么东西都拿出来用数据来考核：企业家的价值、人的价值、作家与媒体人的价值，等等。“很多柔软的东西却慢慢消失了”。

    廖厂长曾问过几个很熟的学生，你们平时上网关注过“崇高、高尚、伟大、光荣”这些词吗？年轻人备感惊讶：“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多数的回答是，没有。这让他很无奈，又有点恐慌。

    他一直认为，人应该有所敬畏，灵魂要有归属。但现在很多人的效忠对象变成了自己，失去了信仰，没有了敬畏，卖假药、卖地沟油、过度医疗……“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敬畏，伤害了民族的脊梁”。

    吴晓波相对乐观一些。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缺乏理想，只是与当年的年轻人不同了。“我们那一代人，抱持的是一种大的家国情怀，我们相信奇迹，更倾向用激进的方式改变世界。”吴晓波说，“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理想更具体、更务实，他们相信常识、相信专业，希望用专业知识去改变世界。”

    吴晓波以自己18岁的女儿为例。他的女儿认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很差，决定为流行音乐事业去读大学专业，并作为以后的职业。“我们当年在大学毕业时，还根本没有任何职业规划。所以说，一代肯定比一代好”。

    “我记得100年前，有个人在投湖自杀之前问他儿子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吴晓波在见面会上说，“100年过去了，这个世界会不会好，其实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也相信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所谓的理想主义，就是当我们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我们依旧能够热爱它。”

    当人们的温饱解决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想一些柔软的东西

    见面会的最后，是一个仪式性的环节。吴晓波和廖厂长一起为“创业公益金”揭幕。这个公益基金，本是吴晓波的想法，捐资100万元，帮助青年创业。

    而在头一天晚上的会面时，廖厂长问吴晓波：“听说你要捐稿费，搞一个青年创业公益金。”吴晓波点头称“是”。

    “你来前，我跟涟源商会的朋友们商量了一下，打算也拿出100万元，在湖南设立一支廖厂长青年创业公益金，好不好？”二人一拍即合。

    基金最后名为“吴晓波廖厂长青年创业公益金”，像廖厂长帮助吴晓波一样，去帮助一些年轻人。“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吴晓波说。

    吴晓波认为，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家国情怀更重一点，而现在的青年更务实。“对现在的80后、90后来讲，你说为国家干点事儿，好像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话题，可能会被人笑话。你现在说我要去创造财富，这个是可行的。”

    “比起廖厂长对我们的捐赠，我的捐赠可能更靠谱。”吴晓波笑着说，湖南人的理想主义太浓烈，可以奉献自己的全部去实现，他只是在能力范围之内，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帮两个是两个。

    “每个人可能都碰到过自己的‘廖厂长’，也可以做别人的‘廖厂长’。”一位参加见面会的嘉宾谈到，单讲理想是不行的，理想后面是传承。这个基金就是一种传承，让这个故事不仅可以讲25年，还可以讲下一个25年。

    类似的事，吴晓波早已在做。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带着女儿来到汶川，见到一户邹姓人家家里除一张桌子和几只碗之外，“真正是家徒四壁”。

    他拿出5万元，帮扶这家人恢复生产，待生活恢复后，这笔钱还上，他再转借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就此流动下去，这笔钱已经帮助改变了多个家庭的境况。

    邹家人逢年过节都会跟吴晓波联系，给他寄送一大袋土豆。6年来年年如此。那是吴晓波第一次感受到付出的快乐。

    “人到一定年纪之后，就会慢慢思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跟年轻人的关系，会觉得付出比得到更快乐一些。”吴晓波接触了大量企业家老板，“钱多到一定地步，快乐就越来越麻木。”

    这些年，他试着多去帮助别人，“廖厂长这样的精神需要更多人传承下去”。他觉得，当人们的温饱解决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想一些柔软的东西，比如感恩、理想、情怀，等等。

    这场关于“理想与情怀”的见面会持续到中午，日头越来越大。结束后，吴廖两人合影、告别。廖厂长往东赶回长沙处理公司事务，吴晓波继续向西去凤凰古城——当年开始南中国考察时，他随身带着的唯一一本书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