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白求恩

    再过几天，就是加拿大人白求恩逝世75周年的日子。这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名字，但有多少人了解真实的他呢？

    除了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之外，白求恩还是一个少见的暴脾气和工作狂。假如他的性格不是那么棱角分明——只消缓和一点点，也许其命运就全然不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样子了。

    一种说法是，在延安，有人劝这位远道而来的医学博士留在后方，为领导人当保健医师。而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直接把一把椅子扔出了窑洞。

    他见不得有人轻慢与医疗相关的事情。同样是在延安，当看到一个护理员用笤帚蘸着水去给病人清理伤口时，他气得一脚就把护理员踢开。

    跟着部队去晋察冀边区，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员并非生来就是个苦行僧。在加拿大和欧洲学医时，他也有过一段颇为放浪形骸、挥霍无度的日子，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却改变了白求恩看问题的方式：“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能康复，穷人就得死。显然经济学与病理学之间有紧密的关联。”

    他逐渐成了一个提着箱子出门义诊、在社会上公开为穷人疾呼的医生。这令他收到了“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的邀请。他很快带着一支医疗队上战场，协助抵抗独裁者佛朗哥。

    从西班牙战场回来，读着报刊上越来越多关于中国抗日的消息，白求恩又做出了前往中国的决定：

    “我绝不活在一个烧杀掳掠、贪污索贿而我又无力与之对抗的世界。我绝不消极或疏怠而饶恕贪婪成性的人发动战争的罪行……西班牙和中国属于同一场战争。我要去中国，我觉得那里最需要我：那是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既然是要找“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那莫过于上战场救治伤员了。

    因此，这个牛脾气医生到了中国，阎锡山没留住他，延安也没留住他，还是医疗环境奇差的晋察冀边区最令他感到激动：“我处于战争核心中的核心。此时此刻，我才能真正体验在这场苦战中所散发的莫名的亢奋滋味。”

    在工作上，他一如既往地不好相处，要是有人在手术中给他递错了器械，只怕也免不了被踹开的命运。不管怎样，以下事情开不得玩笑：手术器械消毒必须达到标准，摆放必须符合规定、不能擅离职守、不能嫌弃病人的腥臭味；不论环境如何简陋，都坚持最高的医疗技术水准。

    除了脾气暴躁、情感丰沛以外，他也是一位天才的医生，在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一边行医，一边从事医疗教育，白手起家地建立起了边区的医疗体系，甚至能劝说当地村民组织出一支志愿献血团。

    为了能最有效率地救治伤员，白求恩发明了一种能跟着军队走的“流动医院”，精确控制了所有细节——他与勤务兵带着两匹骡子，骡子身上扛的物资足以提供百余人的医药，还能搭建一个手术室，并且在敌军靠近时，能在10分钟内收拾完毕，准时撤退。

    这位工作狂医生常常一天干上18个小时。最忙的时候，他在40个小时内做了71台大大小小的手术，还有一回则在69个小时内诊治了115名伤员。

    他逐渐成为华北村落里的一个传说，他的名字就是鼓舞战士的口号。

    正因此，也有人说，就算没有那次致死的伤口感染，过度的操劳迟早会将他带向死亡的结局。

    这样离弃生命的态度，让史学家史景迁感觉，白求恩真正的目的，也许远不止治疗伤病或是走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前线：他是在为他们那一代人赎罪，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冲淡这一代人的冷酷、无动于衷和追名逐利。

    在自我诊断为败血症之后，白求恩淡定地迎接了自己的死亡。他把手术器材留给中国同事，毛毯留给助手，手套和英国制的皮鞋则送给了聂荣臻……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说，自己对这里的所有人都心怀感激：“最后这两年，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有时不免感到孤寂，但我从我最敬爱的同志当中得到无比的成就感。”

    白求恩享年49岁，可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已经白发苍苍，牙齿脱落，肌肉也日渐松弛，看上去不折不扣是个挺老的老头。

    但岁月与环境的变迁不曾改变过他的内心。那一年，在寄往加拿大的书信中，他问朋友：“还写书吗？还演奏音乐吗？你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躺在铺着洁净床单的软榻上是什么滋味？姑娘们仍然喜欢被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