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让非洲外交官在中国“安”家

    刚过立冬，北京的风透出一丝侵略性，塔园外交公寓五人制足球场上的几个饮料瓶被人拨弄得“咔咔”作响。

    “嘿，这些空瓶子可不是我们的，别让人以为非洲球队踢完球以后场地那么糟糕。” 周六上午10点30分，非洲使团“梦之队”的第一拨球员踏上草地，一名队员开着玩笑“抱怨”道，但一字一顿的中文却透着“我可不是开玩笑”的严肃劲儿。工作人员心领神会地收拾完场地，向说话的人点点头。毕竟，就这片场地而言，这群每周六都会出现的非洲客人显然比他更为熟悉，因为球队第一次使用这片场地。还是在1997年这里满布泥土的时候。

    “大概是5年前才有了草皮。”“梦之队”创始人保加·马蒂一边整理训练背心，一边翻腾着自己的记忆，作为喀麦隆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安全部礼宾司的官员，最先浮现在马蒂印象中的，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日子“1987年3月5日”。在那段岁月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朋友又需要常常聚在一起”，热爱足球的喀麦隆人便和其他几名外交人员创立了“梦之队”，只可惜当年4名创办人员，目前只有穿着橙色背心的马蒂还在场边惦记着上场的机会。

    这支主要由在北京常驻的非洲外交人员组成的球队日益壮大起来， “2012年最多时有50多人。”“梦之队”现任主席泰亚·库瓦西想起了自己任职的初期，“前任主席离任后，活动少了很多，于是我们发动了一支小分队，去各个大使馆找喜欢踢球的人，目的是让我们的团队变得像以前一样活跃。”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显然比早期寄信的方法更为有效，即便外交人员流动性很大，“现在也能保持在30人左右”。马蒂还透露，“大使也参与，刚果大使就常常和我们一起踢球。”

    “塞内加尔、马里、刚果、赞比亚、安哥拉……”库瓦西指着场上的队员，依次介绍他们的国籍，这位来自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馆的球队主席几乎熟知每个球员的情况，“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外交官，偶尔还有学生，但在球场上，我们都是一家人。”库瓦西指着在场边一个十分活跃的男孩，“詹姆斯，多亏了足球，他就是我的兄弟。”

    加入“梦之队”时，喀麦隆少年詹姆斯还是一名华北电力大学的公派留学生，由于哥哥在大使馆工作的关系，从小便对足球着迷的詹姆斯“注定”要成为“梦之队”的一员，那是2012年的事。“我们只要有一个人能说好中文，就能和其他球队交流。”单凭詹姆斯时常挂在嘴边的具有浓重东北味儿的“哎呀妈呀”，便能轻易知道库瓦西“寄托”所指。

    2008年来到北京，足球给詹姆斯带来很多收获——有了大江南北的朋友和一口流利的中文，“就是没找到女朋友”。初来乍到，“能折腾”的詹姆斯便参与到北京著名的民间联赛——回龙观超级足球联赛中，他的中文水平在那时迅速提高，至于颇具特色的东北话和北京话，则要归功于赵本山的小品、《乡村爱情故事》，以及北京国安球迷现场的氛围，“我爱国安，因为球迷很得瑟”。

    在詹姆斯的性格中，有一部分是用“得瑟”来形容的。“那天晚上下大雪，刮着风，零下17摄氏度啊！”来自并不寒冷的非洲，在北京崔各庄一次冬夜踢球的记忆让他颇为得意，“天气影响不了我们，说明我们是用心在踢球。”但这样不畏严寒的“专业性”在“梦之队”却不易体会，到了冬天，球队就去太阳宫附近的室内场地踢球，“很贵，800元两个小时”库瓦西瞪着眼睛说。詹姆斯则笑称，“和中国朋友踢球比较认真，那是为了拿到好名次；而和使馆朋友踢球，是为了娱乐和健康，有家的感觉。”

    这一点，在中国工作时间不长的几内亚驻华大使馆经济随员帕斯卡·巴沃基最有体会。他介绍说，这不仅是一支球队，更像是一个大家庭。尽管妻儿都在北京，但外交人员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精彩，“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两点一线，没有特别的娱乐活动”，但加入球队后，不仅是自己，连妻子和孩子都有了社交平台，“梦之队”下属有一个野餐委员会，每个月都会到通州九棵松附近去烧烤野餐，若哪个国家的大使过生日或队员的孩子出生，彼此都会相互问候，“上周我就带17个月大的儿子参加了聚会。”

    而在中国生活了3年，在多哥驻华大使馆工作的泰布·多奇则对“家一样”的球队有着更深的理解，他想起一名队友受伤的经历不禁感叹：“通常只会有自己国家的大使去探病，但那次队友骨折以后，去病房慰问的队友涵盖了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这样的友谊，让外交事务也变得不再那么拘谨，“外交不只是在办公室里，球场上的外交肯定也存在，在那里能更自如地交换意见。”

    “人气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马蒂曾梦想通过踢球变得更年轻，因此，把球队命名为“梦之队”，尽管他美丽的中国妻子和一双儿女在美国生活，他也能通过踢球找到生活的乐趣和动力——当多奇受伤下场后，马蒂终于得到上场的机会，一脚怒射，65岁的他用中文对着记者大声说，“你都没有看到我进球。”然后用法语嘀咕道，“我现在可是队里年纪最大的，哈哈。”

    （张海青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北京11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