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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23岁的小伙子当初是背着17万元债务创业的。
2013年3月，刘振宇注册了他的第一家公司——天津华腾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出国劳务人员开展语言培训。那时，他还是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日语专业的大三学生。
刘振宇从小靠低保金和母亲打工维持生活。为了供他上学，家里欠下12万多元的债务。他从高三开始承包学校“话吧”、做家教、推销员、开网店。上大学后，他没再和家里要过钱。
大一暑假里做家教收获的第一桶金，让刘振宇更看好教育市场。“我不会做家教，所以更倾向培训。而且我创业，得是和我专业相关的、我了解的、能掌握的、能清晰明白的。”他说，“总不能让一个开拖拉机的去研究造血干细胞吧？”
做培训的想法明确了，可给谁培训、培训什么，确实让他费了一番脑筋。在他看来，做别人做过的东西，永远是发展比较慢，而且市场空间小。
刘振宇出生在辽宁锦州，在他周围有很多出国劳务工。观察到他们高收入的同时，他也发现，每年派遣出去的劳务工，在国外会有不适应，尤其是语言不通，连最基础的“厕所在哪”都不会问。其中很多人患上了思乡病，哭着给家人打电话。他想让那些出国打工的人，能迅速融入到当地生活，至少不再做个哑巴。
开办公司之前，刘振宇对现有的语言培训机构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大到上市公司，小到天津本土机构。他发现它们没有适合劳务工培训机构和课程。这些规模或大或小的培训机构，要么语种单一，要么对学员基础要求较高，雅思、托福的课程占去了大部分。另一方面，天津作为北方最大港口城市，拥有大量外资企业，对懂外语的劳务人员需求也很大。他觉得，自己发现了市场的空白区。他兴奋不已，却并没有贸然行事。
天津市河东区、和平区、河北区，是劳务公司的密集地，也是刘振宇的主要调查地。他要求自己半年内逐家走访这些公司，了解劳务输出的模式，验证劳务语言培训的市场需求和前景。
大一课程多，刘振宇把所有调查都安排在周末和节假日。他很自豪，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创业耽误过一节专业课，甚至连体育课都没翘过一节。平日里，还去蹭经济管理方面课程。他比其他同学提早一年考过了日语N2级水平考试。
天津186路公交车是连接大港区和市中心的主要公交干线，全程54.7公里，共43站。刘振宇从学校到市区内，要坐完其中的41站。他通常都要5点起床，乘最早的班次“进城”，再坐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学校。
除去在公交车上的时间，他一直都在走路。从天津站沿着海河边，往中山门方向去。初到天津，刘振宇对街道并不熟悉。很多时候，为了找一家公司，要绕上半天，走很多冤枉路。
“就是靠着两条腿在走，脚底磨的泡最后变成茧子。有时候忙到一天都没吃上饭，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宿舍都9点多，躺床上就睡着了。”
他记得自己哭过一次。在冬天的街头，实在走不动了，饥寒交迫，但给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总想再走一家，没走完不想回去，因为“来一次特别不容易”。他有时也想过放弃。走访调查的第一个月，只问到4家劳务公司的情况。“成天‘烂’走，还得搭出来公交车钱，生活费全搭进去了。”
2011年6月，他结束了为期8个月的走访调查，写出50余页、近6万字的创业计划书，呈现了自己对劳务市场的观察。为了让计划书更科学，他花1000多元在网上购买专业数据，在当时这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数目。
这8个月的经历，被他视为“创业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部分，是创业成功的基础”。
2012年，他带着自己的创业计划获得了天津市大学生创业奖学金特等奖。刘振宇还记得颁奖时嘉宾说，项目不错，要抓紧做。他把创业计划书拿给经济系的老师，也给“挑战杯”竞赛的评委看过，他们的认可，让他更有信心。
2013年3月，他的第一家公司注册。大学获得的各类奖学金、打工收入，他全拿了出来。为了支持儿子创业，母亲又从亲戚那里借了5万元，再加上同学的加盟，办公司初期的启动资金全部到位。
以他所在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为依托，他聘请了30名全职教师，其中包括4个外教，最低学历为硕士研究生。兼职教师中，包括很多知名外企的高管，他更看重这些人的经验。他的大部分成本都投到了师资建设，特别是外教上。他很看重口语的教学，平均每3次课就会安排一次外教课。
他推出的项目是夜间语言培训，持续一个多月，收费不到800元，他认为“特别低”，但是前4个月，一笔订单都没接到。劳务公司、用人企业对这个刚刚成立的学校仍持怀疑态度。
刘振宇决定先做免费培训。“又是一家一家地和劳务公司谈，拉人家免费来听课”。
开班前一个月，他会安排“师生见面会”。学什么，怎么学，什么时间上课，都是由老师和学员一起商量。每个学员都会给老师一个小纸条，写下对课程的要求。等到下次上课，老师把教材和教学大纲发到每个人手里。
第一次来听课的，只有十几个人。都是未婚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天津市区一间租来的60多平方米的教室里，这些人十分认真，认真记笔记。
刘振宇也一节不落听过早期的课程。他留心观察学员的反应，分析他们的接受能力以及老师的授课质量。这个习惯他至今仍有，只要有空，他就会和学员一起上课。
在上课形式上，外教有时还会带着学员去超市，在情景中和学员互动，把课堂上的东西应用到生活里。除了语言培训，课程还涉及所到国家和城市概况、风俗、礼仪的辅导，还有心理辅导。
免费做完几期，他的启动资金便全都花光了。从同学那里借了1万元，解了燃眉之急，但他没来得及想过，“没饭吃怎么办”，只想让学校尽快运转起来。
等到第4个月，最先在这里接受免费培训的劳务公司和他签了第一笔单——根据那些已被派到国外的劳务工反馈，到当地之后，他们自己能坐电车，到商店买日常生活用品，还能和人简单交流。
刘振宇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现在每班大概有三四十人。每期培训时长不等，从两周到两个月。主要培训语种为英语、日语、韩语，今年新增设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近10个语种。规模扩大了，但他发现，自己的劳务工语言培训也遇到了瓶颈。
“中国整体劳务输出量在世界上占的份额并不大，我最初认为，劳动力素质低，主要是文化素质低，文化素质方面语言应该占很大比重。菲佣素质高，英语好，受欢迎。我以为培训了语言，他们就能顺利通过面签，然后在国外也比较顺利，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最近，他在大港新租了一个680平方米的培训场地，而第三个培训场地设在了天津市中心的写字楼里。在原有的语言培训基础上，他要拓展新的业务。他还开办了一家广告公司。在老家辽宁锦州，他的培训学校开了分校。
去年7月，他就还清了家里这几年欠的所有债务。还在学校资助了12名贫困大学生。公司买了两辆车，为教师们雇了兼职司机。
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挣了钱也没吃顿好的”。他白天谈业务、考察项目，晚上看公司报表，直到夜里两三点钟。他希望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来补充睡眠，但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他不习惯“刘总”这个称呼。他仍然像以前那样，背着双肩运动背包，在天津与大港之间的186路大巴车里出现。
本报记者 张国 实习生 马宇平
